有关此项推测的另一佐证是，在吴越国纳土入宋后，北宋国子监的监本书籍大多是选择到杭州印刷。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言：“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州者，殆居泰半。”(81)这也应了前述叶梦得所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这样的说法。据潘吉星考证，宋代杭州雕版所用的是桑皮纸。按叶梦得所言，此种纸张印刷的书本在当时口碑最佳。何况，当时杭州已归属北宋，无论是从路程难易远近、书籍运费的经济程度考虑(82)，还是从书籍的印刷质量高下判定，北宋朝廷自然当优先选择杭州印书为是。
诸多因素权衡之下，成都自然成了宋太祖在开宝四年最理想的选择。据《佛祖统纪》（卷43）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又，太平兴国八年（983），“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同上）。
《北山录》（卷10）有宋慧宝注云：“今大宋皇帝造金银字《大藏经》数藏，雕藏经印板一十三万余板。”(83)《佛祖历代通载》（卷18）亦载，开宝蜀雕《大藏经》板数，共计13万板。(84)按官府用良纸印书的传统，北宋开宝年《大藏经》经板本来有可能在成都，用优良蜀纸印刷成书，或《大藏经》印成部帙后，运回京师收藏。然而后来的形势起了变化，经板却全部运回了京城。推测其中，有以下原因：
第一，因为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兵平定了南唐。太平兴国三年（978），越王钱俶纳土归宋。从此，宋朝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印刷安全”和“纸张耗费”都已不再是问题。当时江南已完全掌握西蜀的良纸制造工艺，凭借江南优良的纸、墨，以及联结京师便利的水陆交通，京师足以利用其中央权力调动各方资源，顺利完成《大藏经》的纸质印刷。
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从江南更近的地方，诸如歙州、池州、宣州等地调运优良纸张至京师已无障碍，而当初计划西蜀印书的成本预算，由于考虑到交通和距离的缘故，此时西蜀印书显然将大大超出了当下在京师印书的费用。此外，蜀纸多为皮纸、麻纸，分量较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7）载：“蜀笺体重，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贵川笺，盖以其远号难致，然徽纸、池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据此，鉴于蜀地交通不便，且蜀纸体重以及距离京城更近的徽、池等地纸张制造的兴起，宋太宗或才改变了太祖在四川印书的初衷，以全部总计十三余万块的经板，刻成后运回汴京，贮藏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西侧新建的印经院中。
第二，佛经雕印乃事关敬神祈福之事，不可以任何疏漏得罪于佛祖。故欲保障《大藏经》版印质量，就需要以专门机构，专门之人核对校印。
北宋中央政府正是以国家行为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行。太平兴国五年正月，“河中府沙门法进请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守臣表进。上览之大悦，召入。京师始兴译事。……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太宗“诏译经院赐名‘传法’，于西偏建印经院”(85)（《佛祖统纪》卷43）。两院合称“传法院”，初印的本子恰可供给译经所用。当时的具体情形是，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居之。赐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选义学沙门百人祥定经义”，又“诏新经入藏，开板流行”（《佛祖统纪》卷43）。宋太宗甚至亲幸译经院，“召僧众赐坐。尉谕赐卧具缯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译”。又曾以传法院新译经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佛祖统纪》卷43）雍熙二年，又诏：“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译者，悉馆于传法院。”译经院以国家之力，集中了天竺高僧天息灾、法天、施护等大量优秀的佛经翻译人才，正可纠补《大藏经》中的错漏。
为了搜集更多民间藏经送至传法院，天息灾等人言说：“陕西诸路□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据说，当时因“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86)。故以当时情状，蜀雕《大藏经》印板正适宜运回京城传法院，以备校译、刊出。自此，传法院开始作为北宋官方主持翻译、雕印、流通佛经的总机构，《大藏经》在那里得以校译、纠谬和补正，并且以其高质量得以不断印刷，流传天下。
江南的墨
除纸张以外，与印刷相关，五代时期制墨业的发展，南方也要领先一步。我们知道除品质优良的纸张以外，五代时南唐还出产著名的李廷珪墨。《文房四谱》（卷5）也论及江南书写用墨，其文曰：“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踰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又，《铁围山丛谈》（卷5）载：“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蔡襄）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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