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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38)

  潘谷是元祐时人,生活年代与苏轼等人相仿,与梅尧臣友善。尽管潘谷自己也是制墨名家,但他对李廷珪墨同样闻名向往。《说郛》(卷22上)载:“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锭,不为文。理质如金石。潘谷见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宝,谷所见者,其子游以遗少游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8)载有一则名为“刘渊材南归布橐”的故事,说的是一名客游京城的穷书生刘渊材。文曰:“其父召,遂携一布橐回家。乡人疑其橐中有金银珠宝,刘渊材遂曰:‘吾富可敌国也,汝可拭目以观。’乃开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编,余无所有。”(91)

  又,《王氏谈录》载:“公性尤爱墨,持玩不厌。几案床枕间,往往置之。……庆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从子参预,托公草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后闻之,极为叹惜。后此墨尤难得,而屡以万钱市一丸。”此“公”不知何人,有人说此公是王洙。(92)

  由以上记载来看,李廷珪墨自南唐传至太宗、真宗,至仁宗朝已经罕有见者,是故刘渊材、秦观、惠洪、潘谷、王洙等人视其为至宝。按《新安志》(卷10)所记,李氏家墨的传承顺序为:李超(奚超)→李廷珪→李廷宽→李承晏→李文用。

  《新安志》(卷10)记载,李文用之后,“墨无传焉。有孙惟庆,今为墨务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为邽)与宽最精好,承宴而下不能用,家法无足取者”。又载:“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辩之。”联系《鸡肋编》(卷下)关于李氏墨的记载,我们看到自李承宴之后,李氏墨已是不如从前了。而自李文用之后,所谓“李廷珪墨”更是日暮西山,已经不行了。那么,自李文用以后,北宋见到的所谓李廷珪墨有可能是旁人借名仿制的。至北宋“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邵氏闻见后录》卷28)。

  按照《新安志》所载,五代至宋制墨名家有:李超、李廷珪为第一,廷宽、承晏次之,易水张遇次之,陈元又次之。其中,李氏家墨独占鳌头,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制作方法独特,二是烟墨质量优异。是故,宋代罗愿分析说:“不独制作有法,松烟自异。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廷珪风采,不为浮光。乃知水性随其土地而异。予尝有辨,信不诬矣。”(《新安志》卷10)又有人言,李廷珪当时使用的是油烟,是以桐油焚烧后取得。据说,采用桐油制墨为李廷珪最早采用,在他以前似乎没有人采用此法。想必此法对提高烟墨质量起了关键作用。(93)至于李廷珪墨的好处,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谈道:“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

  根据罗愿的分析,我们知道制墨质量,方法固然重要,然而当地的土地、水性等地理环境决定了烟墨的质量,也最终决定了墨丸的质量。由此看来,李超制墨没能在北方老家出名,而迁居南方后才始出名,主要是因为南方歙州一带的环境适合造出优质的墨丸。而此地从前之所以无名家,又大概是没有掌握先进制墨工艺的缘故。唐代北方的制墨工艺与南方天然优良的水土环境结合,才成就了五代南方歙州一带制墨业的发达。

  事实上,人口、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造成南方在印刷人才、造纸业、制墨业等方面的优势积累,为五代及后来北宋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事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从与书籍印刷相关的人物、制度入手,重点考察江南的文化制度、文人刻工以及造纸制墨等方面,探讨南方印刷文化对后世宋朝的影响。

  三、江南三国的特殊印刷资源

  五代时南方诸国中,较有影响的无非南唐、钱越、西蜀三国。清人吴任臣曾说:“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兴。吴越效恭顺,国祚克永。”(《十国春秋·自序》)我们在赞同吴任臣观点的同时,尤其认为南唐除了书籍而外,其对于北宋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

  南  唐

  史载,到太祖开宝八年平定南唐为止,南唐共有州19,军3,县108,人口655 065(《长编》卷16)。整个五代时期,南唐无论人口、经济或文化素有甲于诸邦之说,其文化积淀不可小视。937年,徐知诰受吴禅让,改名李昪,建国号“唐”(南唐)。随即改元“升元”,以金陵为都。《钓矶立谈》记载,徐知诰为人“以文艺自好,招徕儒俊,共论治华,总督廉吏,勤恤民隐”。南唐在李氏父子治理之下,“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陆游《南唐书》(卷1)亦云,李氏治下的金陵“制度壮丽,甚为繁荣”。经济文化发展,南北诸国无出其右者。除此之外,当时南唐的繁荣还体现在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士、刻工、纸、墨等方面。

  据记载,李昪“初得政,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朴素,屏去浮靡,而又宽刑勤理,孜孜不倦”。为吸引人才,李唐国主“擢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钓矶立谈》)。南唐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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