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南方李唐、吴越、西蜀等国拥有丰富的书籍、文人、刻工、纸墨资源，而南方印刷文化的发展及其最终并入北宋王朝，所以才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北宋书籍刊刻的发展兴盛正得益于南北印刷文化的融合。
四、北宋对五代印刷传统的继承
雕版印刷自唐朝发展而来，历经五代传至北宋。对于北宋初年的统治者来说，雕版印刷究竟也算是个新兴的玩意。对于什么样的书需要雕版印刷，什么样的书不需要雕印，这需要凭经验与现实需要共同做出判断。
一方面，某些书籍雕印与否，稍思便可知晓。例如，某些需要大范围传播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法律、考试等类书籍，自然是需要大规模雕印颁行的。宿白也说：“五代国子监校定雕印经书工作，太祖之世虽仍在继续，但仅校刊《礼记》等六种《释文》十余卷……其时雕印卷数较多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刑律……二是本草……可见，北宋肇建，最急切的是刊印安定社会秩序的法律文书和恢复人民健康的医药书籍。”(142)此外，宋初仍沿袭旧例，继续雕印“字书小学”之书，“惟摹刻后献付国子监颁行，又似与一般私家雕造印本不同”(143)。以下数条史料颇可证实北宋初期的书籍雕印选择。
《长编》（卷4）记载：“乾德元年秋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复位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先是，颇有上书言《刑统》条目之不便者，仪因建议请别商榷，即命仪及权少卿武功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与刑部大理法直官陈光乂、冯叔向等同撰集之。仪等参酌轻重，时称详允。”
《长编》（卷14）载，开宝六年四月，“知制诰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
《长编》（卷35）载，淳化五年五月，“上复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
《长编》（卷49）载，真宗咸平四年，“诏国子祭酒邢昺等校订《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丁亥，昺等上其书，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颁行，赐宴国子监，并加阶勋。于是《九经》疏义悉具矣”。
由北宋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国子监刻书打破了五代时期经书一统天下的局面，除了翻刻五代监本群经，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外（如《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七经疏义》等），还刻印了大量的史书（如《十七史》、《资治通鉴》、《七十二贤赞》等）、子书、类书和医书”(144)。这说明，宋代图书出版由单一经书品种，向经史子集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是随着北宋社会稳定，国力发展壮大后逐步实现的。
关于刊刻选择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哪些书籍应该刊刻，哪些书籍应该广泛传布的相关问题，宋初统治者并无很明确的认识。他们最终选择某些书籍印刷的决断，多半来源于前朝的印刷惯例及南方诸国传来的经验。由此，在宋朝初年的书籍刊刻事例中，那些熟识前朝惯例的五代旧臣以及南方文臣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李昉、徐铉等人之所以出现在四大类书的编纂组成人员当中，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考察知道，在宋初选择刊刻的书籍当中，这些熟识惯例、掌故文臣的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说文解字》的刊印，参与刊定的文臣有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人。徐铉乃南唐入宋文臣，句中正为后蜀入宋文臣，葛湍也系江东人入宋(145)。此书刊定的背景是唐代以来，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舛误甚多，于是徐铉兄弟在南唐时早有刊定雕印之意。(146)当年徐锴在南唐时，就撰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又作《说文解字韵谱》十卷、《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卷（《宋史》卷202），试图予以纠正。徐铉等人的《说文解字》也是在徐锴南唐所著的基础上刊定增释而成，只是徐铉、句中正、葛湍等人的序文、表章与见识对于官方决定刊刻《说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北宋之初，官府决定一本书是否需要被雕印，最终拍板的人还是皇帝。然而在议论商讨过程中，识见大臣的意见却是不容忽视的。《长编》（卷60）载：
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
这段记载有另一种说法，即“善恶之类”的话非真宗所言，乃是当时宰相所说的。真宗皇帝乃是采纳了宰相的意见，才决定刊刻此书。据宋朱子《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4）记载：“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上以语宰相。公（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然之，命刊刻。(147)可见，毕士安所云的乃是两晋事，非三国事耳。《长编》（卷56）记载，景德元年七月，“诏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宗室。上曰：‘昨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参知政事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深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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