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仁宗皇帝曾有诏书总结北宋建国以来的求书献书政策。其诏书曰：“我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残阙，散落殆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才仅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购募所至，异本间出。补辑整比，部类渐多。”(22)《铁围山丛谈》（卷1）也载曰：“唐有宏文、集贤、史馆，皆图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宁始大备，乃直左升龙门建秘书省，聚书养贤。”
北齐颜之推曾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卷1）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此乃风气使然。宋初诸帝嗜好读书，对身边大臣也有影响。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不仅自己喜读书，也不时教育手下文臣、武将读书。赵普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赵普因建议太祖削夺武将兵权，于国家稳定贡献颇大。史载，赵普以吏道入仕，太祖视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23)。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吏道干练的有功之臣，太祖仍力劝其读书。《玉壶清话》（卷2）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若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同样事情，《宋史》（卷256）也有记载：“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24)
关于北宋读书风气，《长编》（卷7）又载有一事云：“初，帝改今元，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以进。既平蜀，蜀宫有入掖庭者，帝阅其奁具，得旧鉴，其背有‘乾德四年铸’字，帝大惊，出鉴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帝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宋史》卷3）
五代至北宋建国之初，武将多出身行伍，目不识丁。不仅如此，更糟的是当时风气是嗜武成性。武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竟敢夜闯宰相王溥家(25)，以索酒为名，对宰相王溥进行敲诈。据说，王溥当时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平白地被勒索去了“白金千两”。(26)而当时的旧藩镇将领侯章更是毫无愧色地说：“我粗人，以战斗取富贵。”即使是稍有文墨的将领也放弃了读书，决意马上取功名。如《宋史》（卷261）记载，当时历仕三朝节镇的焦继勋，早年确曾喜好读书，但后来却发誓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然而，由于宋初诸皇帝的倡导，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变。北宋开国将领党进在这方面算是个典型。党进本不识字，为了响应皇上的号召，也着意表现对文艺的喜好。他曾对旁人说：“我尝见措大们（书生）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玉壶清话》卷8）
此类“风气转变”在太宗、真宗时代，一直都有体现。《续资治通鉴》（卷11）记载，太宗皇帝曾教育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具体事例有《长编》（卷24）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以东上合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德超为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于是召显谓曰：‘卿世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可免于面墙矣。’”又，《青箱杂记》（卷6）载：“曹翰尝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不调。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自陈曰：‘臣少亦学诗，亦乞应诏。’太宗笑而许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翰援笔立进，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恻然，即自环卫骤迁数级。”
其他事例佐证，还有历仕太宗、真宗两朝的大将高琼，也曾请求皇帝赐书阅读。《长编》载：“（景德二年六月）乙未，赐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板本经史，从所乞也。上（宋真宗）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
到了仁宗朝，武将读书的典型是狄青。狄青乃北宋军班行伍成为大将的代表人物，他因长期在前线参与对西夏作战，屡立军功，受到当时的文臣主帅韩琦、范仲淹等人赏识，不断得到升迁。此后，经由范仲淹指点，狄青更成为北宋武将自觉读书的典型。《长编》（卷129）记载：
康定元年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为右侍禁、合门祗候、泾州都监。青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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