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所见，在敦煌所出的十种写本中，每本《秦妇吟》因所抄时间不同，抄写人不同，其诗文内容均有差异。(34)此种由于抄写所导致的文本内容出入，几乎体现在所有敦煌写本之中。这种写本间的出入直到后来印本出现，标准确立后才有改善。而印本文学由于拥有更大范围的社会覆盖面，群体受众的反复阅读和使用更加确认了文本的社会价值和功能，这也促使文学在社会文化建树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文学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就在写本与印本的转换中有了改变。譬如，敦煌《白香山诗集》写本中，《卖炭翁》、《胡旋女》两诗即与宋代通行印本的文字内容稍有不同，以宋刻文本在社会的普及传播与接受效果来看，印本文学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显然要高于写本文学。详见下表所示：
敦煌写本与宋刻本对照
以现今版本流传情况来看，从唐代流传至今的《卖炭翁》文本显然依据的主要是绍兴刻本系统(35)，而与敦煌写本出入甚大。按徐俊纂辑敦煌写本的考订，敦煌《白香山诗集》写本乃是唐岑参、李季兰等多人作品的诗文丛抄，而所谓“白香山诗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集部诗集。(36)
上述文本差异说明唐诗写本一方面要基于作者原有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又与传抄者具体的抄写活动密切相关。由于抄写者依据的或是他人写本，或仅凭自己记忆抄写，由此导致不同传抄者抄写的同一作品，在文字上就会有所出入。从唐写本到宋印本，白居易诗集应有多种彼此有出入的文本在社会上流传。此后，学者对诸多写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印本的大量复制，却能保证文字内容不受个人记忆差异影响，保持相对的标准衡定，最终形成了社会受众普及接受的、较为统一的文学定本。这样一来，雕版印刷就使宋代以后的白居易诗集内容相对稳定，不会因为个人记忆有误而呈现类似于写本的随意性。印本所带来的大量印刷传播，以及内容的固化衡定也使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作品较为迅速、普遍地流传于社会，人们只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就可以买到字迹清晰，且几乎等同于原本的作品。作品由作者创作至形成印本的时间愈短，其正确性就愈有保证。此外，原来依靠抄手人工制作的文本，其产出费用也会因为雕版印刷的出现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备成熟而大为降低。
经王仲荦遗著《金泥玉屑丛考》考证，宋代印刷价格与唐五代以前的抄写书价格相比，虽然缺乏同一参照比较，但相对来说，由于印版书是大批量复制，不同于过去一次仅能手抄一部书籍，故以同一售卖单位相比，宋代印刷一部书的价格应大大低于过去抄写一部书的价格。正因如此，宋叶梦得也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37)
借鉴狄尔泰释义学解读，作为“经历的表达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生命存在历史的外化与展现。(38)人们阅读具有典型意味的文学作品，其对于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促成了生命存在的新一轮展示。首先，此种展示既可以局限于精神领域，通过审美阅读实现作品对受众的影响，使新一轮生命历史存在受到感染和触动。其次，它又可以将客观精神对象化，使审美接受与个人历史存在相结合。理解一旦超越个人经验的狭隘范围，进入整体和普遍的领域，就有可能促成了新的创作契机，进而萌生出新的文学风尚。因此，印本书籍对于文学活动的贡献就在于它们将过去已有的作品更便捷、更大范围地呈现于受众的面前，使新一轮的文学活动相比于此前抄本时代所进行的更有效率。新一代的作者正是凭借良好的“知觉记忆”，对高效传播的印本作品进行审美阅读，其丰富的情智储备使他们得以借鉴以往，成功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最终完成了印刷术对于文学接受与创作的影响。
借助以上相关文学理论的认识，印刷术如何影响了宋代文学及文学活动？简概地说，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脉络应是：①宋代书籍刊刻的兴盛→②宋代印本书籍的传播→③宋人对于印本书籍的接受与阐释→④宋代文人阅读作品获取的审美接受和反应，催生转化成自我的文学创作，进而营造出宋代文学的兴盛和繁荣。此种影响的逻辑脉络可大略图示如下：
文学传播流程示意图
【图示说明】
①原作者与世界（包含前作品）的关系是相互的，原作者与世界（前作品）的关系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即原作者可以自主选择世界（前作品）中的要素用于本作品（本文）创作，而世界（包含前作品）也可以用政策、市场、经济等手段对原作者的创作施加影响，所以此处用上下“↑↓”符号。
②原作者与本作品（本文）的关系是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所以用“→→”符号。
③读者（接受者）与本作品（本文）的关系是双向选择关系，作品可以通过阅读传播给读者，读者（接受者）也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想要阅读和接受的作品，所以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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