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
从抄本到印本，社会对于印刷品种类的需求就是这样，随着人们对印刷的认识深化而逐渐增多、扩大。由此，雕板印刷所能应用并涉及的领域也愈发广泛，北宋书籍的生产制作开始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繁荣兴盛的时代。
宋太祖时期，据史籍所载的书籍印刷种类实为少数几种。其主要有：乾德元年，窦仪等上《复位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长编》卷4）。开宝六年，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帝制序，摹印以颁天下（《长编》卷14）。最大的雕印事实则是开宝四年（971）太祖选派内侍张从信等人到四川雕印《大藏经》。据史载经板计有13万块，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方才雕版完毕。印板也被运往东京开封府大平兴国寺收藏。至于其余，2001年日本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文化财保存课编辑发行《奈良县所在中国古版经调查报告书》，日方公布了收藏于奈良县境内所有寺院里的中国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其中有一部北宋开宝五年雕造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58)此经存有两纸，卷尾有题记时间为：“时大宋开宝五年岁次壬申（972）四月八日记。”(59)可见，太祖时期，佛经印刷曾经兴盛一时，然与国家经济、文化恢复和建设直接相关的书籍刊刻事实还十分有限。与文化建设相关的书籍印刷，在太祖朝还仅是在延续和完成了后周的儒典雕印工作。如太祖曾对张昭、田敏等，校勘雕印《经典释文》的相关人员予以奖励。然而，不管怎样，为印刷书籍所做的前期准备，诸如校勘、修撰、定本等工作，从一开始就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例如《开宝藏》在开宝四年，朝廷就派人着手到四川开雕印板。开宝六年四月戊申，太祖皇帝又颁《修五代史诏》曰：“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宋大诏令集》卷150）这种情况延至太宗、真宗时期，开始见到了成效。
在考试用书方面，雍熙三年十一月，徐铉、勾中正校定的《说文》被迅速印了出来，接下来是《五经正义》等书。端拱元年校定《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十月板成。端拱元年，刻《周易正义》十四卷（至今留存）。淳化五年以《五经正义》差谬，选官再详定《五经正义》以献。至是板成。同年，选官分校刊印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史（《事实类苑》卷31）。北宋景德刊刻了唐贾公彦《仪礼疏》50卷。(60)在《宋校勘〈五经正义〉请雕版表》中，孔维说道：
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经正义》，今已见有成，堪雕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书契肇启，六籍著而学校斯兴。由是体国辨方，必宗乎典礼；修文立教，实本于胶庠。……今则逐部各详于训解，写本皆正于字书。非遇昌期，难兴大教。既释不刊之典，愿垂永代之规。傥今雕印以颁行，乞降丝纶之明命。干犯旒冕，臣等无任战汗兢惶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
从这份奏表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宋人当年致力于儒家经籍刊刻的热情。
至于其他如《九经》等类，与学校科举有关的书籍等也在这一时期，或被重新校定，或重新上板，陆续被大量地印刷，并颁发了出来。端拱二年五月三十日，康州言：“愿给九经书，以教部民之肄业者。”从之。至道二年七月六日，赐嵩山书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从本道转运使之请也。咸平四年三月诏从李允乞国子监降释音文疏、史记篇韵。咸平四年六月，诏诸路州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大中祥符三年二月，赐英州文宣王庙板本九经。大中祥符八年正月，赐玉清昭应宫、国子监印本经书各一部（《长编》卷84）。在景德二年《颁行公羊传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官方上层对于雕印书籍的态度。其敕曰：
国家钦崇儒术，启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实百王之取法，著于缃素，皎若丹青。乃有前修，诠其奥义，为之疏释，播厥方来。颇索隐于微言，用击蒙于后学。流传既久，伪舛遂多，爰命校雠，俾从刊正。历岁时而尽瘁，探简策以惟精。载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从雕印，以广颁行。(61)
在北宋建国之初，除了儒家经籍之外，由于太祖、太宗皇帝的喜好，佛道藏经籍的印刷也较早地进入印书规范化、规模化进程。太祖时期，国家就开始组织僧人译经。至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皇帝正式在太平兴国寺大殿西边，建造译经院，负责管理与译经相关的一切事务。不久，国家又建了印经院。《佛祖统纪》（卷43）记载：“诏译经院赐名传法，于西偏建印经院。”印经院从太平兴国八年建立到熙宁四年（1071）废止，存在了88年。在这88年中，国家对佛经的翻译和印刷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发行传播。由于国家严格管理佛经的印刷发行，故周边国家和地区凡向北宋请赐《大藏经》等重要佛典，都要由大宋皇帝下诏批准方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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