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播中媒介的演进变迁，常常影响或左右着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种种传播媒介的发明，一次次地迫使人类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进行重新组合、分配。(14)由此，按照中国历史上传播媒介的演进，我们可以将传播演进分为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和印刷传播三个历史时期。
在文明之初，我们可以理解传播最初应是从人与人的口耳相传开始的。这时，口头传播当是占有了传播的主流。在中国古代，知识的传播有“畴人之学”的说法，知识多采用家传、父子相继的模式延续。这就譬如父亲种的田，由儿子继续种下去。司马迁当年即是继承了其父的史学成就完成了《史记》。另一方面，钱穆也说：“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15)于是，在口头传播时代，塾师垄断了知识的来源，塾师本身就代表了知识的唯一正确性。孔子即是一个显明的事例。
众所周知，孔子首先将官方的教育引入民间，其手下弟子传说有三千，著名弟子就有72人。孔子死后，其弟子出于对老师的崇敬，也因为弟子们相信孔子代表了正确知识的唯一来源。于是，弟子们将孔子生前所说的话集合起来，编著成一本名为《论语》的书。在那个竹帛昂贵的年代里，口传身授使学生与老师之间产生某种精神依附关系。学生对所接受知识的理解，完全取决于某位私塾先生自己对此种知识的口头解释，这就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先生对同一知识对象或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也有可能造成同样的先生、同样的知识对象，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其解释也会出现差异。
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一书中说：“孔子伦理学以各种具有具象性字源的单字作为伦理学范畴标志，其中以仁字最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仁字比其他孔学范畴字更重要，还因为孔子赋予仁字以多重意指作用和意义联结作用，包括其行动性激发潜力，从而使其具有了特别丰富的和动态的语言生命力”。(16)我理解其具体表现在孔子的弟子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对于“仁”的口头解释，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均有一定的差异。
我认为孔子关于“仁”这个问题的解释和言说有差异的原因，在于孔子坚持“述而不作”，其思想的传播更多地依赖自己对学生的口传身教，并且少有书写典籍固化其思想言说的缘故。于是，孔子所云之“仁”才出现这样的“飘忽”。其思想也因为口语固有的弹性而变得难以琢磨。学生们多次向孔子询问关于“仁”的含义，有时候，对于同样“仁”的问题回答太多了，似乎连孔子自己也糊涂了。《论语·宪问篇》记载：“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此段话意思是说，一次原宪问道：“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没有的人，是否可以算做到了仁？”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但至于是不是做到了仁，那我就不知道了。”因此，有人总结说，在《论语》中，“仁”笼罩着吊诡和神秘的色彩。“仁”似乎强调个体、主观、特性、情感和态度，简言之，它好像是一个心理学意义的概念，“仁”的诠释问题由此也变得特别棘手。(17)这些例子或许也印证了下面的话：“传统的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相比较，其本质是更加始终如一，合乎逻辑，因为它可以经常不断地迁移、提炼和修正不符合传统的那些成分。在口头传统的积累效应中，宏伟大厦的构件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被拼装成不同的传说。事实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变得松散，离开了原来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在幻想、激情、偏见、宗教假设和审美本能的作用之下，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加工和塑造。”(18)
既然《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著，我们心里不免有疑问：“当初，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是如何记录下老师生前所言的呢？”或许孔子的形象及其当年所言，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弟子们主观的加工和塑造，而失去了某些原质。(19)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口语传播时代的《论语》最后形成书写文本后，其原初本质究竟还剩多少？数千年以后，热衷于孔子研究的人坦言其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论语》的原典”。其原因是他们相信只要“尽可能严格地把自己限定在《论语》较早形成的、根据目前的研究更为真实可靠的那些篇章之中，那主要是头十五篇（《论语》全文共二十篇）”，就能“用孔子自己的话语来揭示或阐明他的思想”。进而可以“努力发现原典所说明的、所暗示的”，或又可以“看清它没有说明的，或不必暗示的”。(20)然而，我认为只要细致考察《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早期口语传播的事实，所谓的“孔子话语”，其纯度本来就难以保证和落实。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古时知识多靠父子、师徒流传，而学生、老师的关系极其密切。故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说。原因在于老师给予学生的如同畴人父子一般，给予的是知识的全部。私塾式的教育令学生将学识与自己具体的师傅联系起来，学生从不怀疑老师授业的正误，学生的任务是如何将课堂上老师所说的加以理解、贯通。无怪唐代张籍由此也说：“古之学君臣父子之道必资于师，师之贤者，其徒数千人，或数百人；是以没则纪其师之说以为书。”(21)在那个时代，口头传授使私塾先生成了某种知识理解正确与否，当然也是唯一的标准。如果某位私塾的老师某天真的讲错了什么，学生不会认为老师真的错了，而只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疑惑的只是：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此，学问的师承关系无疑就变得非常重要。很难想象，在那个口耳相传的年代，学生没有师傅而拥有正确的知识！“师出何门”是那个时代学生面对陌生人的第一问询。这样的情形直到书籍大量出现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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