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特有的疑古心理，致使北宋的学术精神逐渐由“我注《六经》”过渡到了“《六经》注我”。“《六经》注我”不是简单地说彻底脱离经典，任由自己随意解释经典，而是说面对经典中的疑点时，不要盲目崇信古人所云，而应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事实上，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自觉事件。因为人们被动消极地活在世上与积极主动地生存是大不相同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马车上，手里虽挽着缰绳，但他睡着了，并没有驾驭马，马是沿着它习惯的路在走。另一个人则与之相反，积极地握着缰绳，驾驭马车。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人都可以叫车夫，然就人生的意义上而言，只有第二个人才是在驾车，才是有意识地“生存”。按哲人的说法，生存就是自觉地担当自己生命的责任，就是通过个人生命的选择体现自我的个体性。(47)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唐代而出现在宋代，原因正是大量印本经籍得以方便进入市场，进而落入广大庶民手中的缘故。由此，印本经籍相比前朝的抄本，对于如今的普通百姓来说成为常物，原来的高高在上，如今变成没有距离。原先那种透着神圣的“崇高”，如今却随意地摆放在街市书坊的货柜之上。于是，“理性”的怀疑也就与日俱增了。此结果恰如骚塞所说：“印刷术初期的效果之一就是：骄傲者认为它使人斯文扫地，因为它把学问送到了普通人的手里。”(48)
如前所述，既然儒家经典都有可能出错，那么普通人著作的准确性也就难免让人怀疑。《清波杂志》（卷9）载有一事，曰：
张无垢贬南安，凡十有四年，寓处僧舍，未尝出门户。其一话一言，举足为法，警悟后学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语录》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间《论语绝句》，读者疑焉。盖公自有《语解》，亦何假此发明奥义？尝叩公门郎晔，晔云：“此非公之文也，《语录》亦有附会者。”(49)
在此段记载中，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印本的传播，才导致于恕所刊张九成《语录》的问题暴露出来。由此我认为，印刷术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所带来的书籍平民化、信息多元化，使宋代学者对于传播而来的学问有了更多理性的判断和主见，儒家经典从此开始感到既“神”且“圣”的困难。
第二节 北宋印本书籍的传播
印本书籍的出现使书籍传播主体、方式及渠道与抄本时代有了差异。首先，印本书籍的利益所在，使北宋的印本书籍的制作和传播主体出现了以官方国子监为主导，地方机构与民间刊刻主体多元化参与的趋势。其次，传播方式和渠道也与抄写时代单一赠送、买卖有了不同，其多元化的趋势也使印本书籍传播有了产业化、商业化的规模和态势。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文中所说，更像是描述了一个印本书籍传播接受的流程效果图。雕印技术和商人的完全介入，使人们获取书籍变得更为容易，而“文辞学术倍蓰于昔人”应是印本书籍传播、阅读接受之后的效果。
一、北宋印刷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宋代刻书分官刻、家刻（即叶德辉所谓私宅本）和坊刻三大类。由是，北宋印本书籍的传播主体也自然地分为“官家”和“私家”两大类。
北宋官家刊刻
北宋时期，书籍印刷主要以官刻为盛。所谓官刻，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籍称之为官刻本。北宋中央机关刻书的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地方刻书的有地方各路安抚、提刑、转运、茶盐司及州（府、军）县机关、学校等。毫无疑问，北宋时期，国子监刻书占官刻书籍的主流。而到了南宋，国子监无力雕印书籍，地方官府及官学刻书遂成为官刻书的主体。南宋由于国力衰弱，再也无力编纂、刻印像《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那样大部帙的类书、丛书了。这一时期，反而是家刻本和坊刻本异常繁荣。
现在看起来，北宋最大规模的印刷、传播主体主要还是在官方，至于当时民间印书远未到其鼎盛时代。原因在于，首先官方拥有较为雄厚的印刷实力和经验累积，其中央集权体制能够集中较为优秀的专家学者、书手刻工投入到书籍刊印事业之中。由此，我们看到宋代四大类书的编纂刊刻都是在北宋中期完成的，而几次较大规模的佛藏、道藏编纂刊刻也均完成于北宋。
其次，五代变乱的教训以及中央集权的需要，北宋对于书籍印刷有许多禁忌，而且个人喜好、党派斗争对书籍印刷的禁锢也时刻钳制着官私印书业的发展。《长编》（卷71）载，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励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使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小注：江休复云：“上在南衙，尝召散乐伶丁香画承恩幸，杨、刘在禁林作《宣曲诗》。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遂著令戒僻文字。今但从《国史》。）”在这种氛围之下，可以看出官方对于文臣的作品印制预先设计了某些禁忌和审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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