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当年范仲淹在睢阳掌管学政时，曾力劝一叫孙明复的秀才就学职，其开出的诱惑条件即是“月可得三千以供养”。《东轩笔录》（卷14）详载其事，曰：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范仲淹资助的这位孙秀才，就是后来号称宋初儒学三先生之一的泰山先生孙复。由上述两例可知，北宋初年地方学职收入不过三千，县令也不过十千。收入的三分之二又以茶、盐、酒等支取，而这些收入还要养家糊口。如果按孙明复所云“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那么孙明复每月也须费钱至少三千（30×100钱﹦3000钱）。假若其中三分之二又以茶、盐、酒等充用，那么孙明复每月或许只得现钱一千左右。这样的收入，即便是当时物价低廉，而孙明复又勤俭养家，也只是应了前面《燕翼诒谋录》（卷2）所云的“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的情状，一般官吏和学职的收入菲薄由此可窥一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各类机构另寻收入来源就符合情理了。从史料上看，当时国子监卖书弥补收入不足，确实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宋会要辑稿》（册七五职官二八）载，太宗雍熙四年诏曰：“诏国子监应卖书，价钱依旧置帐，本监支用，三司不得管系。”
《宋史》（卷16）载：“元丰三年夏四月辛酉，增国子监岁赐钱六千缗。”
《长编》（卷279）载，熙宁九年十一月，知谏院黄履言：“国子监岁赐钱万有四千贯，而本监有编敕经义充监三等钱，存者亦及万贯，请并创置房廊庄课，候将来置及岁赐钱，仍别桩管充监用，则岁赐钱可罢。”从之。这段记载是国子监有编敕经书的收入证据。
从以上记载也可看出，当时国子监收入来源有三：学田、买卖经书、岁赐。此后，随着印卖书数量的增加，国家也看到了印卖书的巨大利益。于是，在英宗治平年间，国家取消了国子监对卖书钱的支配，将卖书钱尽纳左藏库，国子监卖书收入亦纳入国库。至于其他中央机构的刻书状况，可参看本文的北宋刻书表格，此不赘述。
北宋的官方刻书单位之中，还有各州、府、军、县政府机构及其所设的学校。这些官办学校因为有国家赐予的田产等收益支持，因此它们往往既培养士子，也从事刻书，而北宋各路使司刻书在宋代也颇有影响。据《宋史·地理志》载：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
国家在全国各路都设置了官署、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负责地方的诸项具体事务。这些机构大都掌握了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便利条件，因此它们也竞相参与书籍的刻印。
北宋时期，我们以不怎么发达淮南路的扬州、徽州等地的刻书为例。即便是在北宋，扬州、徽州也还是有一些官方刻书。据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一书记载：“扬州为江左大镇，淮右名都，唐时繁华甲天下，宋时先后为淮南道、淮南路、淮南东路治所，刻书业本应兴盛。然而，现存版刻资料表明，宋代扬州刻书不及江南、福建、四川等地发达。究其原因，扬州在唐末至宋初，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屡遭兵祸，很长时间不能安然刻书。”(53)按照王澄的统计，现在已知北宋扬州一地的官刻书大致有以下两种：（1）北宋雍熙二年（985）有高邮军署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卷，附有《说法图》扉页。(54)（2）北宋宣和七年（1125）淮南路转运使司刻本陆佃所撰《埤雅》二十卷。
淮南另一重地徽州，在北宋的官刻书可考者以《祥符（徽州）图经》为最早。其余有景祐间（1034—1037）通守李淳纂刻的《黄山图经》和元符三年歙县县尉周某纂刻的《黄山图经》。(55)北宋时安徽大江南北均有刻书，只是现在已无实物存世。但是我们在《宋史》、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罗愿的《新安志》仍可见到当时所刻书目的记录。至于其他刻书，限于年代久远，难以逐一查考。
此外，宋代的公使库是招待来往官吏的单位，很有经济实力，因而往往也成了宋代的刻书机构。譬如：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续刻五十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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