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3 新设恒春县
图14 经纬线 当时，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近代测绘学的知识，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绘制地图。《全图》所以还保留有旧的元素，没有完全采用科学的方法绘制，实在是囿于时代限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需要说明的是，该图虽名为“台湾全图”，却只画了台湾本岛，并未将当时台湾府所属之澎湖列岛、钓鱼岛等附属岛屿画入图内。这也是基于传统的做法。目前存世的清代以“全图”为名的台湾地图：如乾隆十三年(1748)巡台御史白瀛进呈的《大清台湾府地舆全图》注271、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晚期的《台湾地理全图》、嘉庆八年(1803)的《大清国台湾府地舆全图》注272等等，均是只画了台湾本岛，未将附属岛屿画入其内。不仅如此，上述“全图”均采用平视画法，即便是台湾岛也只是画了其西部的沿海和平原地区，而其东部沿海和山区则绘焉不详，故其虽名为“全图”，实则都是“半图”。本文所述之《全图》则首次采用俯瞰的视角，将台湾岛及周围沿海全面绘出。因此，它才是一幅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台湾本岛全图。
三、《全图》与《图册》的绘制时间和作者
恒春县之设置缘于“牡丹社事件”。同治十三年三月至十月(1874年5月至12月)，日本以台湾东南部的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难民为借口出兵台湾，占领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达7个多月，史称“牡丹社事件”。此次事件影响甚大，研究者颇众，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想说明的是，《全图》与《图册》正是此次事件的产物。
原船政大臣沈葆桢被清廷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负责“牡丹社事件”的处理事宜。沈葆桢自同治十三年五月四日抵台，至光绪元年(1875)七月二十二日离台，在台时间一年余，其间开山抚番，巩固海防，苦心经营，巧妙应对，最终逼退了入侵的日寇，较好地解决了此次事件；同时，也初步达成了其台湾全岛防御的战略构想，为台湾地区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贡献至巨。在沈葆桢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对《全图》与《图册》的完成情况有所披露。其文如下：
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光绪二年三月初六日，奏为遵旨详绘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分装成帙，派员恭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呈御览，伏乞圣鉴。窃臣于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会奏奖励、提调等员一片，七月初八日，准兵部递回原片，奉旨：“张斯桂、张斯栒均著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长听候考察等因。钦此。”是年七月初八日，在台湾奉六月十三日上谕：“沈葆桢等奏台南番社输诚各折片览奏均悉。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著详细绘图呈览，并著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等因。钦此”时原任福建抚臣王凯泰业已东渡，准称福建内地各图曾饬地方官详绘，将来绘毕，当由督抚臣汇进。台湾全图及蕃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适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势情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有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誊写甫毕，臣适赴往江南新任，因携至上海装裱。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赍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栒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全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赍呈。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图留中。钦此。”注273
据上所述：光绪元年(1875)七月初八日，沈葆桢在台接到六月十三日上谕，命绘福建、台湾地图并台湾番族图。沈葆桢遂令其幕僚张斯桂率熟悉西方测绘学的福州船政学堂的艺生在台岛展开全面测绘，历数月图成，名“台湾全图”；同时又绘各番族情状等图36幅。光绪元年十月，沈葆桢赴任两江总督，将《全图》与《图册》携至上海装裱，于光绪二年初竣工。是年二月初六日，沈葆桢上折具奏，言明委托赴京候选的张斯桂将《全图》、《图册》及奏折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为进呈御览。那么，《全图》与《图册》绘制时间就应是光绪元年七月至九月；其主持为沈葆桢，总管为张斯桂，具体测绘者为船政学堂艺生(又称“艺童”，即学生)。
这个结论大体是正确的，但细算一下，又有疑问。沈葆桢在接到上谕后，不足半月，于七月二十二日就已离开台湾，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的张斯桂、沈氏麾下的测绘骨干团队即船政学堂的外籍教员和艺生亦随其返闽，他们怎么能又在台岛进行了“数阅月”的测绘呢？
其实，沈葆桢主持的台岛测绘工作早就开始了。针对日方提出的台湾东部番族不属清朝管辖的谬论，沈葆桢主张台湾的全岛防御。而这就必须开山抚番，打破自清康熙以来施行了150余年的横亘于台岛东西部之间、隔离平原汉族与山地原住民的番界，将原本封闭、自治的台湾东部的广大山区及罗布其间的诸多番社置于清廷的实际有效的控制之下，使之前分割的台湾形成一个整体。而清晰掌握原本陌生的台湾东部沿海、山区及番族分布情况就是重中之重。为此，沈葆桢赴台之前就为测绘台岛地图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在其率领的由15艘舰船组成的援台舰队中，有一个由船政学堂洋教习和艺生组成的庞大的精于测绘的团队，甫一抵台，便迅速展开了测绘工作。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初四日，沈葆桢抵台南之安平，遂“饬长胜轮船同通晓算法之艺生转入后山周围，量水浅深，探其形势。……五月二十一日……长胜轮船测量水线归。据称，后山除苏澳外，并无深稳海口可泊巨艘，而短艇小船则随地可以来往。其对准牡丹社山后之海口，已望见倭兵营帐等语”注274。在随后进行的开山抚番的各支队伍中，也都安排有专职测绘的洋教习与艺生。如“(同年六月)十一日，臣霨留曾元福、薄郎等于凤山，募勇练军，躬驰归郡，将所勘营地绘图贴说带归，与臣葆桢商酌”注275。又如“(同年六月)查办倭人刘穆斋失银一案，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十七、十八等日，附近社番，闻有官至， 俱陆续前来。十九日，别有加冬社番目带子四人叩谒。该员均加慰谕，各欣跃而 归……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注276。同年八月，法国工程师帛尔头、鲁尔二人，枪炮教习都布阿等四人勘绘并完成了《安平炮台图》。注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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