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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理志书研究_华林甫【完结】(82)

  更有意思的是,在昌吉地区四乡中,聚落名称采用了《周易》卦辞之记事总称符号,表示宇宙法则的元、亨、贞、利。“四乡庄田向分元、亨、利、贞四大庄,每庄又分上元、下元、南亨、北亨、东利、西利各小庄,民房四乡里星散向,无大堡耳。”注487采用这样的聚落命名方式和分布形式,其用意还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迪化府对聚落的详细记载相比,伊塔道所属的绥定、宁远二县及精河和塔城两直隶厅则要简略得多。绥定和塔城无记载,宁远县乡土志则记载:“属四乡共五十七庄,俗呼为圩子道里,远近不一,有离城远在一百三四十里者,有离城近在二三十里者”注488;“……良田地瘠民稀,故皆零星散处,未分团区,亦无村镇名目,四境皆以乡称。一东乡,即本城一带,东界桦树林止,西界十里桥,南界南山,北界郑家庄。北乡在城西北二里,东界头道渠,西界八家户,南界周家庄,北界沙泉;一体仁乡在城西二十里,东界十里桥,西界永集湖,南界三个庄,北界新草湖;一同仁乡在城西四十里,东界二十里桥,西界黄土岗,南阻草湖,北界察哈尔游牧之地;一里仁乡在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大河沿……东界松树林,西界托霍穆图,西行四十里石碑,北界博罗塔拉河,南界土尔扈特游牧之地,其各乡方向,四界于此”注489。当然,该地区聚落稀少,也与沙俄持续十多年占领伊犁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原有聚落多被毁坏,虽经过大力招垦,但新的聚落尚未形成。

  相对于北疆,南疆地区聚落形成的历史较长,其命名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依据本地的自然特征、水源名称或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于阗县的阿羌庄,维吾尔语意为“分岔”,阿羌河于此分流,故名;疏勒县阿拉甫庄,维吾尔语意为“驻兵打过仗的地方”;裕民县江克斯庄,位于江克斯河的下游,取河名;叶城县的江格勒斯庄,维吾尔语“江格勒艾斯克”的转音,意为“寸草不长的荒漠”等等。注490新平县,“本境分十八庄,克宜尔庄在治西北四十里,穷可力庄、河拉庄、特一斯上下庄、克拉庄、英格可力庄、乌鲁可力庄、古斯拉克庄、浦昌庄,以上各庄在治东五百里。铁干里克大小五庄,在治东北五百里。东湖滩所属满加庄、拉日立庄、沙罗达庄、卡哈免庄、苏及克庄、均在西南六百里”注491。其分布大都依河而据。而拜城县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不仅记载了距治的距离、方位,而且就其归属和管辖也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可见乡土志的记载除了为我们研究聚落名称来源提供很好的信息外,对我们研究聚落的空间分布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了便于说明,笔者根据乡土志的记载进行整理,现以奇台县和拜城县为例,列成表格,加以分析。

  表1奇台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奇台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表2拜城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拜城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从上面所列两个聚落点分布表可以看出,尽管南北疆的聚落在形成历史、民族构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特点:聚落相对数量少,密度低。奇台的聚落密度为每1000平方公里2个;叶城为每1000平方公里约1.6个。由于1864—1878年间的阿古柏战乱,新疆农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天山北路尤甚,可以说近百年的屯垦成果毁于一旦,聚落点的分布也不得不进行重新整合。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恢复,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本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对于聚落点的分布,水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北疆地区,聚落点的选择也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每一个屯址,政府必定派人“勘明地脉厚薄,考验天时寒暖,较量收成分数”,然后再根据面积大小确定屯址、移民的数量和开垦规模,“绘图贴签,恭呈御览”注492。

  (二)市镇的分布

  新疆乡土志对于市镇的分布记载较少,在马大正先生收集《新疆乡土志稿》的44部乡土志中,据统计共12部中有关于市镇的记载。并且南疆和北疆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看,市镇的发展并未成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商业并不是很发达,市镇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不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在南疆地区,有集市的地方,其商品交易一般采用流动的巴扎,固定的商铺并不是主要的交易方式,所以造成了有市无镇的商业景观。

  北疆的市镇,各乡土志的记载也详略不一。在库尔喀喇乌苏,乡土志只是对本地市镇变迁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对当时市镇的发展却没有给予介绍,“查本城北关市镇原在关庄,光绪十六年迁徙此地,约有二百余户。又金屯普尔塔、四棵树、固尔金及金沟等处,原均有合面街道,今废”注493。相比之下,绥来县对市镇的记载则比较详细,“谨考本境南城大街通南北者,南有铺户三十余家。而东西贸易亦属寥寥,北关久城枯肆,惟中关东西而(二)街,市井稠密,贸迁颇旺。再东至包家店、乐土驿,西至石河子乌兰乌苏、安集海等处,均有市镇,铺户市渐有起色矣”注494。这可能与当时素有“银绥来”之称的绥来县发达的商业有关系。而昌吉县不仅记载了市镇的分布,而且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其销售的商品种类及各种作坊,“一城内自南至北正街一道,内南半街合面门市。一南关合面街市一道,又东西街市各一道。右城关街市五道,仅小京货铺、小当铺十数家,杂货铺五十余家,洋货铺二十余家,粮食店、磨坊、烧坊、油坊三十余家。汉回缠酒饭馆、糖面铺二十余家。宰牲坊十数家,硝坊、皮毛、绳毡、靴鞋、裁缝、剃头铺三十余家。铜铁铺七八家,车马客店二十余家”注495。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市镇的空间分布及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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