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
清代，新疆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比较落后，乡土志的记载也不多，较为详细的记载更是屈指可数，据统计仅有7部记载周详。可令人称奇的是，根据其记载，回疆和东疆地区的汉语教育却比北疆发展得好。对哈密及和阗两则比较详细的记载现摘引如下，并予以分析说明：
汉城左文襄祠右侧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新城内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东新庄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蔡湖庙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沁城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以上各学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就义塾改办，岁支各教习薪水银共九百两，柴炭银共三十两，另设管理兼劝学一员，就本地文学中察其品行端正，足孚众望者，选充薪水与教习同。得胜街民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二十名，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教习薪水由众户集款按送。城治南文庙内忠爱小学一堂，教习二员，学童汉缠互肆，如各学堂子弟稍佳，提人此学，款费由回王捎给。注508
近来倡设汉语学堂，冀开风气。光绪三十四年，本城设官立汉语学堂二堂，设汉总教习一员，缠副教习二员，学生四十名。西乡伯尔藏明设官立汉语学堂一堂，汉教习一员，缠教习一员，学生三十六名。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二堂，共设堂长一员，以第一学堂教员兼充教习二员，司事一名，学生三十六名，客籍汉童居多，缠童仅数名。此堂原设西门外，以规模狭隘，改建城内西隅。拟将原立小学堂房舍改修艺徒学堂，北门外有蚕桑学堂，规制尚未大定。拟添实业学堂，尚待筹议。至各明学区以附郭图萨拉明为中学区，东乡伊里齐明为东学区，西乡伯尔藏明为西学区，南乡卡浪古明为南学区，北乡素巴尔明为北学区。西北乡六明分六区次第编列，以巴尔玛斯雅明为西北第一学区，哈雅什明为第二学区，玛库雅明为第三学区，奎雅明为第四学区，布花明为第五学区，哈拉沙尔明为第六学区。本城立劝学所，设总董一名，宣讲员兼管所中事务一名。东西南北中五区及西北第一区第四区各设劝学员兼宣讲员一名，第二第五区第三区第六区则两处共设一员，又州视学一员，稽查学务。一切学费概系自行筹备。注509
从以上两处记载可知，虽然哈密、和阗处于东疆和回疆，但教育发展在新疆已经走在前列。根据当时该地人口，入学人数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学堂分布亦都有其合理性，以官立为主、民立为辅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哈密，学校不仅在城里设立，而且在农村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并且教育发展也得到了回王支持。难能可贵的是，和阗不仅设立初等小学堂、中学堂、汉回合堂的双语教育，而且职业学堂也得以设立和筹备，开了新疆职业教育的先河。这些较为详细的史料，无疑对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也有一些记载较为简略的乡土志，但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容低估，如“查本境自光绪二年克复后设立学校，广旋教育。四年开课取士，每届取文童八名，迄今三十二年计附生八十余名。土著甚少，寄籍者约有四十余名，又定廪额二名，此绥来士类之大较也”注510。其记载虽简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此外，除官立和民立学堂外，义学在新疆各地也有发展，“光绪八年，古城满营协领魁庆系正红旗人，捐廉创建六旗义塾，立惜字社”注511。“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黄廷珍官绥来，廉明正直，民之爱戴不忘者约有数端，一捐廉以设义学，一筹款以建文庙，一劝户民以修龙神祠。”注512
(三)风俗及民族文字
风俗在新疆乡土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众多、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征，也决定了新疆民族风俗的多样性。其风俗大多在“人类”目中给予记载，但也有单独成目的，如《哈密直隶厅乡土志》、《新平县乡土志》等。其记载大都比较详细，但重复记载较多，如维吾尔族的婚姻、丧葬等，不过就同一民族而言，也有一些特有的记载，如维吾尔族民间在治疗疾病和破除灾咎时，“疗病改用毛纳，念经持刀扎身谓之禳祲。大年以前十五日谓其主下降，察人善恶，举家不寝，诵经达旦，悬葫芦灯于树头，油尽灯落则踏破，以为破除灾咎，而又为回俗所无”注513。这只是昌吉地区维吾尔族的独有风俗，其他地区则无载。而且风俗可以反映出居民组成、习性、文化教育、社会状况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信息，“哈密汉回杂处，习尚不一，近城流寓侨寄半出，无赖罔知教化，逞刁健讼，习以为能，导之以礼仪，冥然罔顾，惩之以刑法，恬不知耻。沁城距城穹远，民风强悍，桀骜不顺，藐没法纪，动以小嫌，互相斗殴，幸村户农氓各生安业，颇觉淳朴，惟文教尚浅，往往视读书为畏途。缠民专务耕牧，别无嗜好，不与汉人通力合作，俗尚质实，男戒为盗，女耻为淫。但回王世受国恩，并不令其解读汉书文义，以至圣教儒经不能普及，殊可憾耳”注514。同时，这一记载也一改其他地区风俗记载的通式。
在《新平县乡土志》的“礼俗”目中有一种被称作“偎浪”的娱乐方式的记载，“宴会时多邀聚年少妇人弹琴击鼓，令妇手舞足蹈，按板歌唱，名曰偎浪，即汉人演戏之意也”注515。目前这种娱乐方式仍然存在，不过已成为年轻人聚会、娱乐、结识的一种方式。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性格奔放的民族，素有“只要能说话的人就会唱歌，只要能走路的人就会跳舞”之谚。除民族节日外，他们也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如“每岁春和男妇老少各携酒食馔具，齐集平原旷野，作灶为炊，歌谈欢饮，必醉乃已，亦如内地踏青之意”注516。此外，还有一些服饰方面的记载，如“惟缠俗大小剃发，十余岁留须，女子则发垂数辫，富者束发缀以珊瑚细珠之类，出门复以绸花巾或白洋布。男服敞衣圆领小袖，前襟里以花布，表则朱绿不一，无扣绊，腰系以带，女子则否。凡袜屐男女皆以牛马皮为之，此又缠俗独异之大略也”注517。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流动性加强，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及文化交流加快，这些因素无疑加快了社会发展和变迁，但也加速了一些民族风俗习惯的消亡，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可见，乡土志的记载给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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