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按：溧阳县原属于江宁府，雍正八年(1730)改属镇江府。注563乾隆八年(1743)，知县吴学濂纂修《溧阳县志》梓行，九年二月卒于任上。注564人大本府志记乾隆九年吴学濂详请修城，而(嘉庆)《溧阳县志》卷1则在乾隆三年，当以县志为是。人大本府志卷5载溧阳县明代户口、清新增人丁，如“康熙十五年审增三百一十六丁。康熙二十年审增一百五十三丁”，显然来自于县志。乾隆十五年(1750)，镇江知府朱霖“以原板之磨灭不可复识，与夫溧邑之所应入者，纂序编辑，汇成一书，付之剞劂”注565。溧阳县内容按照府志类目依次编入。将人大本与朱霖(乾隆)《镇江府志》对勘，后者对溧阳县的反映要全面得多。
据上所述，人大本应当是内阁文库本的增补本，补刻时间当在乾隆八年之后、十五年之前，估计在九年左右。人大本的著录拟为：(清)高得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何洯等纂，清乾隆初增补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四、历史价值
(康熙)《镇江府志》是镇江方志史中于原本基础上增修较频繁的一部，(乾隆)《镇江府志》实际上也是(康熙)《镇江府志》的续修，只有部分内容的增加。此后，尽管道光年间知府赵光禄有意聘请丹徒籍学者陈宗其重修，然未能付诸实施，致使镇江府志编修出现中断，如此一来，(康熙)《镇江府志》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1.见证清代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自明末清初至道光年间(日本江户时代)，中日间有一段兴盛的书籍贸易史。贸易的基本形式是中国商人(俗称唐商)在从事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把汉籍带到日本长崎注566，其中就有大量地方志被持渡到日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1245部。注567当时的赴日商船，从船籍上看，有南京船、宁波船、舟山船、福建船、广东船，其中，见诸于记载、较多运送方志的主要是南京船、宁波船。内阁文库本(康熙)《镇江府志》序首页钤印“秘阁图书之章”。按：“秘阁图书之章”是日本江户幕府御文库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红叶山文库为江户时代日本进口方志的主要收藏地。雍正十二年(1734，日享保十九年)，长崎奉行漥田肥前守整理历年为红叶山文库所购方志，并报告：“以上标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志，合计十六部，皆于享保七年、八年两年间奉上。诸省之府州县……其中标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志书，于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间陆续持渡来奉上……另外，《永定卫志》一部，《九溪卫志》一部，《永宁志》一部，《建武志》一部，亦属府县志之类，于同年间持渡来呈上。”注568日《商舶载来书目》记载，(康熙)《镇江府志》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日享保七年)东传日本。笔者又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发现一本《秘库书目》，著录方志233种，标识“享保年中长崎奉行相纳”，其中就有该志书。可见，红叶山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来自于赴长崎的唐船，系中日唐船书籍贸易的结果。明治维新时，红叶山文库易名为内阁文库，1971年国立公文书馆成立，内阁文库并入，(康熙)《镇江府志》等大量地方志便成为国立公文书馆的藏书特色之一。
2.清代修志公文流转的例证。宋元以来我国的官修志书形成总志、通志、府州县志三个层次，府州县志属基层志书，主要为通志打基础，通志与府州县志为总志积累资料，三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到了清代，修志制度进一步完善，如修志申请批报与下达制度、审查制度、官定体例格式的制度等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康熙)《镇江府志》的卷首完整地收录了《江南江苏等处布政司修志宪牌》，这是篇非常有价值的修志文献：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一日，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求敕下各省编修通志，上呈翰林院，汇总编纂《大清一统志》。七月初六，皇上朱批。七月十一日，“到部(注：礼部)”。七月二十四日，礼部再奏：“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夏汉复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庙、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 七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遵抄部，送司”。 下发各省督抚。闰七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为遵谕条奏事”，向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发出修志宪牌：“钦遵转行所属府州县，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汇集成帙，汇送该司，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部院暨抚院，查核订政，以凭咨送礼部，毋得迟延玩视，速速。须至牌者。”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接到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的修志宪牌后，于闰七月二十四日再向府州县全文转发该宪牌，并重申“该府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司，以凭转送督抚、部院，查核订政，咨达礼部，勿得迟延，玩视取咎”。这件文书，一方面很清晰地展现了总志编修与通志、府州县志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清代修志公文的流转程序。
3.呈现镇江修志历史。 仓修良先生曾指出：“编纂的连续性是方志这种著作又一个显著特点。……最能体现出这种著作编修连续性，以《镇江府志》最为典型。”注569 镇江尽管修志事业发达，但流传至今、康熙以前的志书也只有《嘉定志》、《至顺志》、《万历志》三种。(康熙)《镇江府志》在卷首设置旧序类目，全文收录《咸淳志序》、《成化志序》、《正德志序》、《万历志序》。方逢辰《咸淳志序》：“景定癸亥之冬，逢辰问戍来润。……府卿陈公均……一日命逢辰曰：郡有志，嘉定七年史贰卿昇校官重修，今余四十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子曷为我网罗而辑续之。逢辰答，以图志盍属郡博士，赘丞非所职也。纂修宜择大手笔，浅陋非敢当也。辞再至弗获，则俾与淮海书院山长永嘉黄君国用共之。求乡士之齿宿而闻见博者，得二人焉。前鄱阳县丞艾君庆远、府学正黄君开，皆逾八帙，庞眉皓首。及亲前辈典刑［型］，其谈乡井事具有本末，则又从而延致之。……始甲子春，至夏四月亦既草创，而公自润易苏，则以是属兼府饷使赵卿汝模，稿脱矣。是秋逢辰获试，而山长黄君以校文岀。赵公且归，束高阁者一年。都丞陈公梦斗来，适时多事，有所未暇。今王人赵公与可兼郡组，而府卿兼庾节，亦乐闻之，于是命工锓梓，始遂初志。”丁元吉《成化志序》：“国朝永乐中，先伯考兰室先生续修之者，于兹百年，卷帙亦散逸矣。虽元吉少从乡里耆年所闻国初时事，今后生辈亦渐不获知，深惧一郡可传之事泯灭，于编残简脱风声消歇之余，慨然欲续先人之遗书而未及也。去年冬，适归自京师，郡守博兴熊公良佐政平讼理之暇，文献是征，惟新旧作，偕贰守荆郡伍侯廷玉、判府云中孙侯大用、永嘉陈侯宁之、南安刘侯朝宗，而属元吉以草创，其参校则委诸节推孙侯文冕。元吉虽有志，姑欲述先业以俟君子，岂敢当此寄哉！辞不获，乃假馆寿丘僧舍，取旧本证以史志、图经、传纪、文集诸书，旁摭断碑残碣，询于父老。为复位其凡例，提其纲要。繁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增其新事，参以异闻。仍严其去取，门分类别，又为附录于后。总若干卷，录以归于公。公重加精校，以成是书。”林魁《正德志序》：“正德七年壬申八月，予以户曹属被命知镇江府。维时，其府推官史君宗道，考绩寓京师，归《府志》一册。阅之所载，视旧录甫什一。盖先是史君尝重纂此书，至是以所脱稿就正于郡先达冢宰邃庵杨公、宗伯介庵靳公。二册首刻也。无何，史君擢给事中南京。予至郡忽半载，邃庵公以书督予，曰：郡志盛举也，无因循废阁，以委劳于后之人。且恐愈远愈失，文献将无所于征矣。乃就史君请故草全帙，命工足之。自疆域至函管，凡九卷，为旧刻。自学校至杂纪，凡二十三卷，为今刻。其文惟人物卷，予尝与今推官黎君乾德间有补拟，余则皆因其旧也。”据此，镇江历史上还有：宋陈均、赵汝模、赵与可修，方逢辰、黄国用纂(咸淳)《镇江志》；明丁礼纂(永乐)《镇江府志》；熊佑修，丁元吉等纂(成化)《镇江府志》；史宗道纂修，林魁、黎乾德等增修(正德)《镇江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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