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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_刘小萌【完结】(11)

  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

  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结合。

  努尔哈赤的“古出”来源比较复杂。万历十一年(1583),刺客行刺努尔哈赤未中,却刺死了窗前扈卫的包衣(家人)帕海。次年复有刺客行刺,被擒后,有家人洛汉力主杀之。[11]这个洛汉,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有传,说他“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入于建州,因有勇力,受到努尔哈赤赏识,倚为左右手,后早死,故不得重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除类似记载,还提到努尔哈赤赐给他觉罗姓。大概努尔哈赤彼时尚未在本姓“觉罗”前添加“爱新”两字以示尊异,所以才会以“觉罗”姓相赐,视同族人。洛汉事迹还表明:努尔哈赤创业的古出中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因贫困流入建州沦为家人的汉人。可见,家人在战斗中有功,地位上升,也就享有了“古出”的身份。《满文老档》卷一六提到的拉哈、吉木巴逊,都是早年“在汗(指努尔哈赤)近身使唤的人,曾(为汗)出了大力”的“古出”。

  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的费扬古、额亦都,都是出身贫贱的“古出”。费扬古,觉尔察氏,原籍瑚济寨,旧属努尔哈赤。早在其父完布禄时,已成为努尔哈赤家的属人。[12]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幼丧父母,家境没落,避走姑家,后投努尔哈赤。《清史稿》卷二二五本传:“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努尔哈赤起兵初,在内五祖子孙联合反对,在外“沿途诸部皆是敌仇”,正是依赖这些“古出”得以一次次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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