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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_刘小萌【完结】(132)

  咸丰十一年(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3个御前大臣和5个军机大臣,立了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8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翌日,咸丰帝“驾崩”,8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8位顾命大臣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等。其中掌握实权的是2位亲王和1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

  肃顺是镶蓝旗宗室,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其父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肃顺是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年间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于奕前。肃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颇得奕器重。[2]咸丰八年(1858),已升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成为清廷决策人物之一。肃顺平素“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3]具有与宗室贵胄相同的习性,但他十分卑视满洲亲贵的庸碌,认为他们“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4]对汉人有才学者则锐意延揽,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择言论,密以上陈。肃顺深知八旗、绿营兵腐败不堪,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放手任用汉人领兵握符,建立湘军等地主武装。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经他推荐提拔的。

  咸丰年间,清廷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连年用兵,军费浩繁,库帑支绌,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肃顺等人为筹措军费,提出减放八旗俸饷,引起旗人的普遍不满。因为他器重汉人,满洲亲贵对他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时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

  肃顺虽为宗室大僚中佼佼者,但为人刚愎自用,狂傲骄横;常以私愤,罗织罪名。久而久之,众怨所归,朝臣侧目。[5]待咸丰帝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更威权由己,以辅政自居。载垣、端华两亲王惟其马首是瞻。咸丰帝崩逝,怡、郑二亲王和肃顺的权势益形扩张,因此引起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忌恨。慈禧和奕密谋策划,乘肃顺护送咸丰梓宫行于半路时,阴使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他逮捕,押送回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不久,将肃顺斩首于菜市口,又勒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定制,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因比照叛逆例,故绑赴市曹行刑。慈禧、奕剪除政敌,逞快于一时,不再顾及天潢贵胄的颜面。

  在爱新觉罗族的历史中,这是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将端华夺爵赐死,自然非同小可。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

  肃顺被诛,八大臣失败,确立起两宫太后(一为咸丰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实则慈禧太后擅政),恭亲王辅政的新体制,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在同、光两朝46年的历史。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初封懿贵人。生载淳为咸丰帝独子,母以子贵,晋懿贵妃。及载淳当了皇帝(同治帝),她立时成为太后。但按照皇室家法,两后均无干涉朝政之权。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皇子福临年甫6龄,由睿王多尔衮等辅政;世祖福临殁,嗣君玄烨年甫8岁,由贵族鳌拜等辅政。从未闻有皇太后听政先例。其时载淳亦年6岁,前例俱在。而后来之所以造成“垂帘听政”的局面,完全是宗室诸王争权夺势的结果。

  同治初年,恭亲王奕出任议政王,领袖军机。成为宗室诸王中一言九鼎的关键人物。此前,他已有长期从政的经验。

  奕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奕6岁入上书房,与四兄奕共同学习。据说他在武艺和知识方面均优于奕。曾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6]道光帝在选定嗣君时曾颇费踌躇,如果是在崇尚武功的开国时代,奕这样精于骑射的子弟显然是最佳人选,但是到了道光年间,满洲人早已濡染汉俗,“文风蔚起,彬彬弦诵”,结果奕反而被定为储位。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封奕恭亲王,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开始了他历经咸、同、光三朝的政治生涯。

  在晚清诸王中,奕论见识才干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仓皇逃往热河。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奕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对西方诸国已不能以古之夷狄对待,应该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将国内种种乱象视为“心腹之害”,将列强入侵称为“肘腋之忧”,显而易见,是把“安内”作为当务之急。在他的建议下,于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7]新机构由奕主持。为培训青年人做翻译,又设立同文馆。在以后40年中,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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