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待遇满、蒙、回、藏各族七条为：
第一条，与汉人平等。
第二条，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第三条，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第四条，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第五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第六条，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第七条，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52]
以上优待条件，作为正式文件，由参与谈判的南北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因此是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律效力文书。
辛亥革命以暴力为始，却以清帝逊位的和平形式结束，在实现国家制度变革的同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民族的流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一局面的出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相关各方（南方民军、北方袁世凯集团、满洲皇室与权贵集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明智选择，即以国家和民族大局为重的远见卓识，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妥协精神、灵活性。其中，对以隆裕皇后、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满洲亲贵能够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所向作出的抉择，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优待条件的颁布，实际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全体国民对爱新觉罗皇室、满蒙贵族在政治上作出巨大让步所给予的肯定和相应补偿。这一点，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事后对清室的评价上也得到充分印证。据绍英年谱：民国元年（1912）八月初一日晚，孙中山、黄克强（黄兴）、陈其美等在京拜会醇邸（载沣）、伦贝子（溥伦）、世太保公（世续）。伦贝子先演说，代表皇族致辞表示欢迎之意，对孙极尽颂扬之辞。孙令黄克强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53]。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曾以“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最终引起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民国肇建，清皇室与孙中山却有如此场面热烈的会面，尤其黄兴盛赞“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之语，显然就是对清廷同意逊位一举的高度肯定。
图57 清帝退位号外（《京师公报》）
退位诏书颁布后，一部分宗室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当初在御前会议上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此前已离开北京。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企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扶植下，重现王朝复辟的迷梦。最有趣的还是醇亲王载沣，辛亥革命事起，清廷存亡危在旦夕，他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因为人们常称光绪帝和宣统帝为“二龙”，载沣为一王。摄政王府被说成是“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帝王之家。清朝就是在这两代走向灭亡的。但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没有成为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障碍。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藩府，对妻荣禄女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荣禄女见他那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了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之意）那样!”[54]这段故事和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载沣有什么“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顺治初年，多尔衮以小皇帝福临叔父的身份摄政，清室奄有全中国，并日臻繁兴；清末宣统帝溥仪冲龄嗣位，载沣以本生父摄政，辛亥革命中一筹莫展，清室随即而亡。一头一尾，前后两次摄政，效果却判若霄壤。难怪前人提起载沣，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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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昭梿：《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清仁宗实录》卷274，第9页上。
[2] 《清史稿》卷387，本传。
[3] 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载《庸庵笔记》卷1，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本。
[4] 佚名：《清朝野史大观》卷7，第48页。
[5] 《清史稿》卷387，本传。
[6] 《清史稿》卷221，本传。
[7] 奕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0页。
[8] 奕等：《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贾祯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0—2702页。
[9] 董守义：《奕》，《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6卷。
[10] 《清史稿》卷221，本传。
[11] 《清史稿》卷221，本传。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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