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城县四方台等屯毓公府壮丁、佃户抗丈案。
民国4年（1915）4月，王铁屯、四方台、双台子等处毓公府庄佃听说清丈局委员到县，鸣锣击鼓，聚集数千人，携带刀枪木棒，欲将委员等全部杀死。海城县廷知事反复劝诱，又调动武装威胁，聚集群众仍不为所动，“总以求缓丈为辞”。[28]这些庄佃抗丈，主要是因为“地价无款”。
庄佃抗丈活动，只是暂时保留了部分庄地。到民国14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凡未经呈请丈放之各王公庄园，自应一并收为省有”。[29]余剩的庄地，也被强行夺取。
与此同时，关内的官庄、王庄也大部分丈放收价，只有少数庄田仍归原佃承租。
内务府官庄和王公庄田是清朝皇帝、宗室显贵保持经济特权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些地产的丈放，无疑加快了他们的没落。
（二）王府的没落
土地丈放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继续维持“阔富”的架子，只好拍卖房产、浮财，在银行存款吃利息。经济上入不敷出，年深日久，多数破落，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睿亲王府——清季睿亲王魁斌系多尔衮十一世孙，曾任宗人府右宗正。睿王府的主要收入是俸禄和地租。亲王每年俸银额定1万两，俸米2137石5斗（原额5000石）。咸丰以降，国库空虚，实领俸银5000两，米1496石2斗余。[30]魁斌任右宗正，每月津贴200两，一年1200两。[31]在东北及河北有土地3000多顷，每年地租2万元左右。城内王府有房500多间。
辛亥革命后，收入逐年渐少，开支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清朝有关宗室贵族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均被废除后，王公子弟可以任意外出游荡挥霍。民国4年魁斌去世，其爵由长子中铨“承袭”，但仅是虚衔，已无俸银俸米可食。中铨与弟中铭时值20多岁，玩心正盛，挥霍无度，为了和富人比阔，在府内大修房舍、花园，每个房间安装一部电话，吃了中餐添西餐，服装专门到杭州定做，每式3套，样式翻新；家中汽车2辆、马车8辆，出门进门，成群仆役前呼后拥；凡是外国进口的珍奇物品无不享用。兄弟两人无聊之极，经常邀集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吃喝嫖赌。民国8年（1919），两人卖掉西郊别墅（原燕京大学旧址），得银洋2万余元，携几十名妓女赴天津玩乐，两天时间，银洋挥霍一空。[32]
庞大的开销，主要靠典卖祖业维持。民国10年（1921），府中珍贵物品所剩无几。于是将府中500多间房典出。复借债10万元（3分取息），用于挥霍。这年中铭亡故，中铨不知管家，奢靡如故。钱花光后，先卖王府附近家人所居小房20余处，既而变卖8处坟茔的树木、碑楼享殿砖石。内囊已经掏尽，外出依旧豪华排场。
由奢而穷，越穷越奢，确应了盛昱关于满洲贵族“穷奢”的评语。民国13年（1924），王府实在无力偿付债利，债权人在京师审判厅状告王府。第二年，剩余100多间房以及所有动产均被查封。管事家人看到“冰山已倒”，纷纷辞职它走。中铨只好携家借住岳父家。临走时，因汽油债欠了很多，把汽车送给了司机；草料债积欠难偿，马车给了车夫。搬出的家产尚有六七十车。40多箱衣物因无处寄存，暂时寄存当铺，两年后因无人间津，全部变为“死当”。
房子卖光后，中铨只好打祖坟的主意。先是将看坟人十几顷养身地按每亩8元的价格变卖。所得银洋随手花光。民国20年（1931），中铨在倾家荡产之余，决定变卖坟地，目的是在移灵时收敛祖先的殉葬珍品。因与县衙分赃不均，被定为“盗墓案”，轰动一时。[33]中铨被判刑7年，后改5年。民国28年（1939），末代睿亲王在贫困潦倒中病故于北京西城北河沿。
中铨死后，留下侄子3人（中铭之子）。兄金寄水，以给图书馆抄写维生，后到报馆当编辑、记者，收入很少，主要靠妹妹做缝纫工贴补家用。若干年后，金寄水和两个弟弟已落到在街头摆小摊、做小贩的地步。[34]
庆亲王府——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中的显赫人物，前后从政60年之久，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积蓄家产在王公中是比较多的。地产约有1000顷之多，散在华北、东北、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处，每年有很大一笔地租收入。奕劻奉特旨“赏食双俸”，俸银、俸米是其他亲王的两倍。但更大的一笔收入还是来自官员的苞苴。故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35]奕劻又利用贪污巨款，对庆王府大加修缮，华屋精榭，巧夺天工。入民国后，奕劻退出政坛，仍是首屈一指的富豪。所有家产现款，分别存入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各外国银行。所获利息，足敷家用。[36]
清帝逊位后，奕劻携眷避居天津租界，过起豪华的“寓公”生活。民国6年（1917）正月，奕劻病故，时年80岁。溥仪认为他生前“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决定不予谥号。后在亲贵力争之下，赐谥曰“密”，是“追补前过”的意思。[37]
图60 庆王园寝（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白羊城村）碑亭
俗话说“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只有等他生命终结时才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事实上，“盖棺”是回事，“论定”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历史人物故去，结论总是要有的，通常总是大加褒奖，极尽溢美之辞，像奕劻这样遭贬的却微乎其微。不过褒也罢，贬也罢，代表的只是统治者的看法，而历史定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奕劻长期盘踞枢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声名狼藉，恶评如潮，直至今日，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其实，与同期满洲亲贵相比，他并非一无足取。首先，奕劻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的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满、汉权贵俗不通婚。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但在满洲亲贵中，仅只奕劻一家。所以当时报纸说：“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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