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
载两个儿子处境最差。长子溥钧、次子溥铭，从小娇生惯养，在父亲影响下，一样抽大烟、赌博，好逸恶劳。家产荡尽后，溥钧卖过报纸，溥铭则以捡破烂为生。有时穷窘难耐，只好向叔伯哥哥溥锺（金伯琴）要点钱。屡屡登门，遭人冷落，以至被拒门外。[42]
恭亲王府——恭亲王奕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数主军机，参与枢要。病故后，由长子载澂的嗣子溥伟承袭王爵。光、宣之际，溥伟因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但继承了奕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王府所入，除俸银、俸米外，主要依靠地租收入。据其后人估计，地产有近万顷之多，每年地租约有银洋2万元。[43]
进入民国以后，当局成立了“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包括王公贵族的领地。当时，军阀混战，势力范围变动无常。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他退归关外（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便同时收摊。这一时期清理出的款项也被席卷而去。军阀走马灯式的轮换几回，官产也就清理完毕，恭王府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地租收入急剧减少。
民国3年（1914），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德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切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此外，每月开支三五千元，有时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收入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作两拨，依旧费用不赀。
溥伟过着挥金如土的贵族生活，并为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20年代将恭王府蓝图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万元，从此在高利贷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到30年代，原押款再加上历年利息，债务已达到28万元。结果将恭王府分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用于给教堂抵债，后花园的房产权留归溥伟两弟所有。可是，由于整个王府的土地已为教堂所有，后花园的房屋实际上成为教堂的囊中之物。最后，后花园也被卖掉。这时，恭王府改成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溥伟两弟卖后花园得了15万元，存在银行中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随用随支，不消数年便化为乌有。
溥伟的下场最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困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奉天、吉林等地。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枪炮，实现其复辟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将他赶回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44]
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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