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亲王多尔衮的第十三世孙金寄水的铮铮铁骨也很值得推崇。金寄水，原名颐丰，按爱新觉罗世系序列，辈分应与“启”字雁行。“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22岁的金寄水偕两弟两妹生活。当时家计日蹙，只能靠典卖字画古玩等浮财度日。此际有人愿帮他在社会上谋个职务，他总是说：“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一再拒而不就。1939年，伪满“宗人府驻京办事处”动员他去“新京（指伪满洲国‘首都’长春）承袭‘睿亲王’世爵”，他断然拒绝，表示：“金某人纵然饿死长街，也不能向石敬塘辈称臣!”这样，他硬撑着熬过了8年沦陷生活。当时他曾写过一首诗：“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72]是其生活的纪实。
其时，清室的王公子弟，约可分为几种类型：
一类是凭借祖产，席丰履厚，坐拥三妻四妾，万事不关心，只图个人享受。如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便是此类的代表。
再一类则自鸣清高，将精神寄托于翰墨之中。如溥儒（字心畬）、溥伒（雪斋）、溥佺（松窗）等人。遗老们曾将溥儒比作明末石涛、八大山人之流。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子，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是明楚藩之后，原名朱耷。明亡后，两人均遁入空门，寄情翰墨。清朝遗老推许溥儒的洁身远引，是有其道理的。溥儒等人虽疏远于政治，但在外敌当前，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却能明辨事非，采取正确立场，也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一个原因。
图65 溥儒（心畬）像
最后一类，则是不甘心清朝灭亡，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者。如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逊帝溥仪等人。即使在皇室近支里，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伪满时期，纠集在溥仪身边的亲贵子弟主要有：溥杰、溥俭（载漪子），溥佐（载瀛子），溥佳（载涛子，溥仪赐名金智元），宪原、宪基、宪均（善耆子），毓（后改为毓嵣，溥绰子），毓（溥修子），毓岱、毓嶦（溥伟子），溥偀（载泽子），毓崇（溥伦子），毓嵒（溥偁子），毓慈（溥绍子）等。多数还是未成年少年。溥仪将他们召集到身边，刻意培养，原指望成为恢复祖业中的“股肱”。但是连溥仪自己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偶，这个希望自然成了泡影。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终于收场了。8月8日，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洲国境内。溥仪等人仓皇出逃，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溥仪的复辟梦彻底破灭了。
五 争取平等的呼声
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欺侮的辛酸史，中国人终于有了一次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然而，民国时期的满族人，尚没有取得与汉族平等的权利。最令满族人难堪的，除了生计的普遍贫困，便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歧视。尽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明文规定“与汉人平等”，尽管民国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事实却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圆满地解决民族矛盾问题。而清朝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又在满汉两个民族间播下了仇怨的祸种。“鞑虏”、“胡儿”、“老爷骑马你骑（旗）人”、“满板”之类歧视性称呼不绝于耳。旗人谋职往往受到歧视。许多旗人为了生存，只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其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族属、姓氏，改称汉族从汉姓用汉名。旗装、辫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沉痛写道：
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天潢贵胄”的嫡裔们，也同样受到歧视。如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在上小学时常被同学呼为“小满奴”。他少年时代的诗草中，就有“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的句子，可看出当时的苦闷心情。[73]因此，在争取各民族平等这一点上，他们与广大满族人民是同声相应的。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地位，在满族内部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在满族争取平等的活动中，不仅有他们参加，而且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国年间，北京满族曾多次发起要求平等待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满族儿童升学、成人就业、不受污辱三项要求上，但活动规模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溥儒等人发起组织的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称满族协会），以及在该协会领导下层开的请愿活动。
溥儒（恭亲王溥伟之弟）的画与张大干齐名，号称“南张北溥”。沦陷时期，未曾去过伪满洲国，为时人所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特邀其代表满族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满族代表毕天民（医生）和穆精阿（新疆满族）。毕天民代表满族发言时，会上曾发生争执。事后有报纸诋毁“满族代表扰乱会场”。消息传到北平，在满族中引起很大震动。
图66 溥儒（心畬）行草书联
溥儒回到北平，和溥芸子（大学教授）、宪度之（肃亲王善耆第十九子宪容）等人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作为进一步要求平等待遇的后盾。首批入会者多是文化界人士，遂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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