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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_刘小萌【完结】(156)

  20世纪40年代末,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三世孙金寄水已是家徒四壁。1949年,他加入北京大众文艺创研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说说唱唱》和《新民报》曲艺副刊的编辑。从此有了正式工作和稳定收入。1954年他出席了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后任《北京文艺》编辑。60年代初调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金寄水横溢的才华主要表现在他的个人著作中。他写过不少短文、札记和韵文作品,戏曲创作有京剧剧本《同心结》;还著有《红楼梦外编之一——司棋》,书中将司棋和潘又安青梅竹马的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若干王府生活也编写进去。[80]十年浩劫中,金寄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目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心中愤懑,写下了“吴钩易染心头血,秦火难焚腹中书”的诗句。他还写下了“分明一场戏,只恐不堪收”的诗句,预言极“左”路线的破产。金寄水晚年与周沙尘合著《王府生活实录》,根据早年亲所闻见写就,是研究清代宗室王公生活的精审之作。他原计划在几年内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衰草王孙》,还拟再创作一部属于《红楼梦》外编性质的中篇作品,却于1987年病逝。

  淳亲王奕的后裔多在艺术殿堂流连徜徉,博得了盛誉。奕之子载瀛,本是清未知名画家,对画走兽、鞍马,造诣尤深。他的4个儿子溥伒(雪斋)、溥僩(毅斋)、溥佺(松窗)、溥佐(庸斋)自幼耳濡目染于翰墨丹青,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平。

  溥伒早在20多岁时就在书画界崭露头角,30多岁时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聘请,创办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后改美术系,他任该系教授兼系主任。溥伒多才多艺,尤擅古琴。1949年以后他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画士,北京文史馆馆员,还担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美协副主席等职。溥伒的杰出艺术成就曾获得国家领导人的器重。1963年,当他70岁生日时,陈毅副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设宴,为他祝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溥伒在全国形势一片混乱时忽然离家出走。据说他先到昌平十三陵,后辗转至中国大西北——青海,欲依归自己的女儿,后来就下落不明了。他到底为什么出走,出走后的情况究竟怎样,至今仍是一个谜。[81]

  溥僩(毅斋)于民国初袭“贝子”爵位,做过“乾清门行走”。以后家境破落,卖画维生。1949年后加入新国画研究会(后改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7年转入北京中国画院做画士。1959年,他向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者表示,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真是什么心也不用操了,也不用担了。不论年老、年少都有国家来供养、培育,每个人只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人民,就能得到国家很好的安排。”[82]溥僩与弟合作的《普天同庆图》《群介寿图》,作为绘画精品,收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

  溥佺(松窗)幼年承继叔父载津门下,被封为“镇国将军”。他自幼观摩父亲画马,积二十几年的功力,完成巨作《万马图》,图上4000匹马神态各异、风骨不凡。他擅长绘山水、竹、马,山水画方法尤为精湛。后出任北京中国画院画士,与其他画家共同完成《长征手卷》《大渡桥横铁索寒》《韶山》《井冈山》等政治性画作,被认为是传统国画技法的“推陈出新”。[83]

  溥佐(庸斋)也是爱新觉罗画派传人之一。60年代调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几十年间,早已是桃李遍地了。溥佐画马,骨健神清,逸然意远;秀竹丛兰,舒展清新;笔下山水,结景幽深,别有意趣。

  淳亲王奕诸子中,载濂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其次子溥修,曾做过“乾清门行走”。伪满时期,受溥仪委托在天津看管房产,后来双目失明,生活潦倒无依。1949年以后,他被聘为文史馆员,口述清季以来种种见闻。[84]从此有了稳定收入。

  溥修亲侄毓嵒(字瑞),即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屡屡提到的“小瑞”,其人生道路多有风险。毓嵒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岁时被溥仪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此后20年(1937—1957),均在溥仪身边。1950年溥仪等伪满战犯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时,溥仪误以为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毓嵒做他的承继人。[85]由于有这段履历,毓嵒在“免予起诉”获释回京后,经常受到审查、歧视,后被安置在天堂河劳改农场,当农业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毓嵒首当其冲成了“横扫”的对象。其妻受株连,在街道上“补花”的活儿也被停止,子女成了“狗崽子”。1969年,毓嵒被划为“敌我矛盾”,押送到山西长治某农场,妻子被强制遣送京郊农村“安家落户”。[86]直到十年动乱结束,毓嵒一家才重新团聚。毓嵒自幼随溥修学书法,善正楷,1980年退休后,泼墨挥毫,乐此不疲。

  “文化大革命”中,溥仪家族成员,大多数受到猛烈冲击。有的家被抄,有的横遭批斗,有的被重新关进劳改队。溥僩夫妇在惨遭红卫兵毒打、凌辱后,双双自杀身亡,载涛妻子金笑兰在“红色恐怖”的高潮中惊恐万状,最后用菜刀砍断了臂上动脉血管,自戕了性命。但这并不是溥仪一个家族的劫难,当上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千百万普通群众,都成为红色祭坛上的牺牲品时,溥仪家族的人们又怎么能指望会是另一种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局在清算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溥仪及其族人也重新落实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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