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每年三次大祭（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皇帝亲临坤宁宫行礼，惟有王、贝勒和一品大员等有幸食肉。届时“上（皇帝）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130]仍是祖辈骑射年代的遗风。
宗室王公府第，也各有祭神之所。神殿一般位于王府“大殿”后边，犹如清皇宫中的“乾清官”后面有“坤宁宫”，只不过“具体而微”。神殿是王府中最神圣的地方。窗户仍保存关外旧俗，用高丽纸糊。殿侧竖神竿（唆啦竿子），高约两丈余，尖顶下有方锡斗。全家人对神竿不敢稍有亵渎，甚至它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不容践踏。祭祀内容、仪制与坤宁宫祭祀大同小异。司祭者亦为“萨满太太”。[131]
虽然爱新觉罗氏的萨满祭祀与仪礼浸润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成分，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抛弃掉自己固有的宗教习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政治考虑的。早在皇太极时，他虽然下令限制民间萨满跳神，禁止奢靡，却从未完全取缔萨满教。推究其原因，作为一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在引入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免顾虑重重，因为传统文化的析解，必然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意义，以金朝女真人汉化为鉴，谆谆告诫子弟们不要忘掉本族的传统和风俗。而萨满教的信仰、仪礼，正是其民族文化中根源最深、渗透力最强的一部分内容，又怎么可能完全废弃呢？入关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面对满洲人“汉化”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皇太极的做法，将“国语骑射”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重申，并且提到关系“社稷倾危”、“国家灭亡”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对包括萨满教信仰在内的满洲旧俗的整理，才有以爱新觉罗氏祭祀内容为蓝本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纂修。
图22 满文《萨满祭祀》书影
问题是，当满洲统治者定鼎中原以后，在文化上不能不面对更为多元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包括宗教观得到折射。事实上，尽管萨满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族人，皈依了形形色色的外来宗教。
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福临年仅24岁病亡，功业上虽未来得及有大的建树，但其个人习性行径，对后来皇族子弟却影响甚巨。他在临死前颁布的“遗诏”中自责说：“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意中所指，当包括喜汉文学，好禅理，任用汉臣。福临生前最宠幸贵妃董鄂氏。董鄂妃于顺治十四年（1657）生一子，福临因得到理想的继承人而喜出望外，未料两个月后夭折。三年后，22岁的董鄂妃去世。这使感情脆弱的福临痛不欲生，以至众人日夜守护，以防其自尽。从此，他陷溺于僧众之中。
此前，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怂恿，福临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明末以来，太监多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对他的言谈佩服至极，不久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并赐“明觉禅师”封号。以后，福临成为佛教禅宗一派的信徒。南方高僧玉林琇、溪森、木陈忞等相继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玉林绣应福临之请，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福临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董鄂妃死后，福临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他甚至命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要烧死他的弟子溪森，促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132]不久，福临听从玉林琇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只是不久即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此后，民间传说福临没有死，而是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并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五台山为依据。又说福临因痛悼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山慈善寺出家为僧，以寻求慰藉，甚至指该寺中某和尚的肖像为顺治皇帝。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福临所为，开启了有清一代宗室贵族子弟参禅学道的风习，却是事实。
图23 慈善寺（北京市石景山区）燃灯古佛像
雍正帝胤禛少年时代喜读佛家典籍，在藩邸时结交僧侣，过往甚密。据说还请人代他出家为僧。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把阐述佛家出世思想的《醒世歌》辑录在《悦心集》中。《醒世歌》宣扬万事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说“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胤禛涉身争夺皇位的漩涡，难免不起看破红尘的念头。不过，他一面以嘲讽的态度对待“采花蜂”们“到头辛苦一场空”的无益，一面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帝位的角逐，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可见，他散布出世思想，应寓有减少政敌攻讦倾陷的考虑。
然而，当他真正坐上皇位，于日理万机之暇，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态度也更为笃诚了。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议论佛事。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天下高僧集会宫中，胤禛亲自说法，与众僧研讨经典。除他外，还有五位亲王，三位大臣。他编纂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入。此外，他刊行了延寿和尚的《宗镜录》100卷，并着手重印佛经，但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才出版了其中的27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又精造佛经20种，编为《经海一滴》6卷，付梓印行。这些都说明，胤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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