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统治者设翻译科，旨在造就精通本族语文的专门人才，乾、嘉以降，满文用途无多，满人能通满语满文者日见其少。以至翻译乡会试呈后继无人之势。嘉庆二十四年（1819），宗室参加翻译乡会试的仅有9人。颙琰谕称：“此皆由宗室等平时专习八股竟不以习学翻译为先务。”[60]在这以前，宗室翻译会试一次19人入试，曾命取中3名，又一次11人入试，曾命取中2名。此次会试，尽管只有9人，颙琰命仍以取中2名为额，意在鼓励宗室子弟留心满语，把翻译考试作为进身之阶。与汉人乡、会试取中机会相比，宗室翻译乡、会试条件之优显而易见，然而却不能扭转颓风。以至应试之人往往请人枪替，而通晓翻译者因此牟利反而不愿中试。发展到后来，翻译乡、会试取中之人“竟有不能清语者”，[61]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颙琰命嗣后考试翻译应照文闱例一律复试，以杜倖进。这一年报考宗室翻译乡试的原有8名，一旦谕命复试，8人中便有7人报病，退出考试。报考者仅剩1人。可见宗室应试者“素不好学，央人代倩”，希图舞弊侥幸。道光以后宗室应翻译试者甚少，咸丰十年（1860），只好归并八旗同题考试，合并取中，试卷弥封不分字样。
有学者据《玉牒》统计：宗室共有中举者228位，中进士者104位；中翻译举人者44位，中翻译进士者14位。合计宗室举人、进士为390位，约占皇族总人口的6‰。[62]
清廷虽不欲宗室奋功名于科举，但其中获举人、进士者本已无多，物以稀为贵，取中者自然易获青睐，与汉人进士比，有更多的发达机会。自嘉庆四年（1799）至光绪十二年（1886）近90年间，宗室中科举者约316人，其中入仕而得赐谥者6人，任大学士者5人，协办大学士1人，官一品者11人，官二品者18人。在清人2万余人进士中，宗室虽为数寥寥，但其得升高官的比例，与普通民人比相隔天渊。[63]
清廷兴办宗室教育，实行科举考试，客观上助长了重文轻武风气的养成，热衷功名之辈不断增加。宗室女文篁因反对丈夫演练骑射，撰有《枕云夫子欲集习骑射之场，诗以代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写道：
闻道相识宅，重开射雉场。虽然一艺熟，终虑百篇荒。分寸阴堪惜，清闲日正长。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64]
文篁是乾、嘉时人，字湘华，克勤郡王之裔。宗室才女，有《佩兰轩绣余草》传世。她的丈夫原任侍卫，因骑射不佳，弃职别图，后有所悔悟，准备重新操演弧矢。文篁颇不以为然，在诗中希望丈夫珍惜光阴，努力读书，博取功名，不要因为习武而荒疏了学业。所以她在另外两首诗中进一步规劝丈夫：“休将折桂手，博取射雕名”，并以双亲期待、自己夙愿来感动丈夫。“国语骑射”是统治者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收效甚微。学习骑射往往流于形式。文篁提出“幸逢文盛世，何必羡穿杨”，集中反映了贵族中重文轻武的习尚，而这种习尚的风靡，与宗室教育的普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呼吸相应的。
不过，宗室教育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也产生了严重弊端。满洲旗人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评述八旗官学的情形时说：
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
八旗官学有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专为皇族办的宗学和觉罗学。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造就的却多是对科举功名趋之若鹜，而无真才实学的庸碌之徒。康熙三十八年，宗室文昭参加会试，第三场（后场）因用《庄子》中语言被放，他大为不满，对宗室教育与八股取士尖锐抨击。他指出考试八股，导致士人知识贫乏，头脑昏聩：“童时就家塾，所教悉以鄙。上口四子书，俗解袭糠秕。稍长肆举业，钞誊百篇已。灵府锢不开，顽肠何可砥。惟取弋科名，谁复究根柢。”[65]四子书即四书，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的别名。他认为这种制度只能引导士子追逐名利，读些无用的东西。他还抨击考官有眼无珠，不能正确判断试卷优劣，以致贤才被弃，庸才获选。事实上对科考制度表示不满的非独文昭一人。这从《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谈“四书”，深厌八股文章，斥之为“铒名钓禄之阶”的态度中，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考试八股，在内容上非四子六经之粹言不可阑入，格式上有严格规定。这种制度可以禁锢士人的思想，有利于专制统治，难怪要被统治者保持发扬。
三 土地制度
《八旗通志》卷一九称：“国初，诸王、勋戚及八旗臣工，俸糈之外，既赐园地。复按所属壮丁，拨给晌亩。”终清之世，土地收入始终是皇室贵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早在入关以前，满洲贵族已把设立农奴制庄园，作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天命六年（1621）初，努尔哈赤命在明人所弃铁岭、范河一带设立八贝勒庄地。攻陷辽、沈地区以后，又在海州等地增授诸贝勒各三庄。[66]庄有专门的管庄人，庄丁是掳掠来的人口，“奴婢耕作，以输其主”。[67]皇太极时代，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和掳掠人口的增加，农庄的数量不断膨胀。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没收大贝勒阿敏及其子洪科退财产时，留给阿敏本人庄6所，园2所，洪科退庄2所，园2所。[68]阿敏是因“十六大罪”而被黜幽禁的，留给他的庄园只能是原先财产的很少一部分。天聪九年，大贝勒代善子瓦克达被籍没时，有庄园23处。[69]皇太极的庄园为数最多，崇德初年隶属他的户部官庄（包括粮、棉、盐庄）多达78所，其中旧庄69所，新庄9所。按规定，旧粮庄每年应纳粮100仓石（仓石3石6斗合1斤石），新粮庄应纳粮50仓石，65个粮庄应征额粮6005仓石；棉庄每年应纳棉100斤，10个棉庄应征棉1万斤；盐庄每年应煮盐1.5万斤，3个盐庄应征盐4.5万斤。除此额征外，庄丁还必须负担各种杂项，仅一个旧官庄每年交纳的杂项就有：猪20头、鹅10只、鸡40只、鸡蛋200个、马蹄莲1斤、席子2块、菁麻20斤、粗绳2根、葫芦瓢10个、笤帚10把。[70]官庄的产品实际上满足了皇族基本的生活需要。但由于剥削严重，庄丁普遍没有积极性。对不能完成额赋的庄头按数鞭笞，庄丁因不堪其苦多有逃逸，致使多数官庄不能完成额粮。崇德二年（1637），在皇太极的65个粮庄庄头中，因未完额征而被笞杖的竟多达54人。清朝入关后，将农奴制庄园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办法移植到畿辅一带，并加以充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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