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晚时候，蔡珽又被雍正帝认为联合本科同年，与当朝另一位红人、河南巡抚田文镜开战。田文镜是监生出身，被雍正帝一力提拔，在朝中没有其他依靠。田文镜在河南任上行事严苛，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怨不少，却为雍正帝所袒护。而科举同年抱团“欺负”非科举出身的“实干派”督抚，则大为雍正帝所忌讳。本来宠信田文镜的雍正帝一不做二不休，坚决为田文镜撑腰，将蔡珽等人斥为“科甲朋党”。
更有甚者，权势正盛的蔡珽一度对怡亲王允祥也颇有微词。当时京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允祥奉命巡视畿辅、赈济灾民，沿途根据“拦舆百姓”提供的线索，参劾了不少直隶地方官。蔡珽就此密奏皇帝，言辞中颇有责怪允祥少见多怪、过度插手地方政务的意思。这样的说法传到允祥耳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从掀翻红人中受益，而后挑战红人上瘾的蔡师兄，风光了不到两年，就一头栽倒，迭遭惩处。雍正四年底，蔡珽以十八款大罪被判斩监候。除了新加的罪名，如构陷岳钟琪、诬参田文镜等外，之前被年羹尧参奏过的很多罪名也被重新落实，旧瓶新酒，毫不糟践。直到乾隆皇帝即位，蔡珽才被从监狱中赦免出来，于乾隆八年（1743）悄然离世。
年案的爆发在雍正帝是胸有成竹，但在群臣看来，却是如此的突如其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多少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多少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譬如以上范时捷、胡期恒、蔡珽三位，无论在选择中怎样挣扎，归宿均属不佳。命运摆在这里，只有留给读者们嗟兮叹兮了。
逮捕进京
从雍正三年四五月起，年案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当年十一月，以免去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为始，以将其免去所有职衔，锁拿进京告终。在这期间，雍正帝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则例》的规定，以及相应的法律、行政程序，以各种罪名，将年羹尧的爵位从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从二等公降为三等公、再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汉语意为子爵）、再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再降一等阿达哈哈番（汉语意为轻车都尉）、再降一等拜他喇布勒哈番（汉语意为骑都尉），最后革去爵位；将其职务，由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全部革去。
这一阶段，内外大臣针对年羹尧的弹章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各个方面的证据也基本落实清楚。雍正帝将这些章奏原封发给年羹尧本人，令他逐条“明白回奏”。对于皇帝的步步紧逼，年羹尧显得应接不暇，甚至不敢相信雍正帝真的会把自己摆到对立面。年羹尧一向有心脏病，在西宁守城时曾经发作，雍正帝以“天王补心丹”相赐，对他的病情十分了解。从北京回到西安后，年羹尧接连遭到皇帝斥责，心情紧张，旧疾复发。他在奏折中自称雍正三年入春以后，自己饮食减少，夜不能寐，二月初吐血三次，渐觉头晕，办事也力不能支，到三月病势稍好，但身体瘦弱。岳钟琪也在奏折中证明年羹尧确实面色苍白、躯体瘦弱，身体状况尚不如在西宁守城时。但雍正帝看到这样的说法，很不买账，认为他是以生病为托词，不肯正面承认自己的过错，遂批以“你的精神再不得短少”“凡有言及你病者，朕皆难信矣，况你再不得病？不用这些作为，君臣彼此徒寒心耳。”
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年羹尧接到吏部咨文，得知自己被免去川陕总督一职，改调杭州将军。对于这样的结果，年羹尧极难接受，他知道一旦被剥夺兵权，离开川陕大本营，就再也没有和皇帝讨价还价的条件了。于是，他一面按惯例写下谢恩折子，说自己庸碌之资，担任封疆日久，又值重病，昏聩日增，办事经常出错，现在皇帝将他调到杭州将军这个“简缺”上来，是爱护、保全他，他也能有机会调治身体，对此非常感激云云。而与此同时，年羹尧又暗示西安地方官组织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保留”活动，想借“民意”给北京施加压力。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个危险的信号，似乎是年羹尧意欲殊死一搏的前兆。
对于年羹尧的说法和做法，做了充分准备的雍正帝应对十分自如。他先在年羹尧的“谢恩”折上长篇累牍大发诛心之论，说：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否闻得？
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你我二人若不时常抬头看，使不得。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讽刺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朕亦只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不是当要的主意，大悖谬矣！若如此，不过我君臣止于贻笑天下后世，做从前党羽之畅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实不能落笔也。可愧！可怪！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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