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弘时等三人相比，福惠不但生母地位更高、母家势力更大，本人也更受到乃父宠爱，一直被雍正帝带在身边培养。无论朝鲜使臣还是清宫西洋传教士，都观察到了雍正帝对福惠的特殊宠爱，朝鲜人甚至将其视为储君人选。对于福惠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雍正六年，大部头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首次刻印的《集成》按用纸的不同分为两个档次，高级的是棉纸书，共十九部；差一些的是竹纸书，共四十五部。十九部棉纸书中一部供奉寿皇殿，九部收藏在乾清宫，其余九部则分别赏赐给了雍正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包括：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惠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四十五部竹纸书中三十部收藏宫中，十五部分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包括：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康熙帝幼子）、元寿阿哥（弘历）、天申阿哥（弘昼）、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年仅八岁的福惠是当朝皇子中唯一获赐棉纸书者，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
雍正六年九月，八岁的福惠夭折了，雍正帝极为悲痛。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公主如果幼年夭折，丧葬礼仪都是很简略的。这让爱子心切的雍正帝难以释怀，他特意下旨，以亲王之礼为八岁稚子办理丧事。两年后，怡亲王允祥病逝，雍正帝在怀念贤弟的上谕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即如从前八阿哥之事，彼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为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矣。岂知朕衷自有主见，安肯效庸众之人为无益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节，可以即时摆脱，不使萦绕于怀，而怡亲王之事，则有不同者……”这里面提到的八阿哥，就是福惠。所谓“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的说法，虽然被批判为“奸邪小人之意”，但福惠的死让雍正帝痛苦难当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失态，应是事实无疑。福惠八岁夭亡，能表现出的个人资质非常有限，而居然能够得到雍正帝如此地宠爱，其中必然有推母氏之恩的意味。可见雍正帝虽然整体上对后宫生活比较淡漠，男女情爱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帝王生涯中占据非常次要的位置，但对于年贵妃母子，他还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
年贵妃体质虚弱，生育频繁，子女连续夭折。雍正帝即位时，她正在怀孕初期，因为大丧期间过于劳累，在怀孕七个月时小产。但仅仅一个月后，雍正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太后去世，如欲力疾尽礼，想必又受累不少。此时的年贵妃虽然只有三十岁左右，但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已经不大好了，应付繁复的宫廷礼仪感到力不从心。雍正初年，她虽然身居高位、圣眷优隆，在内有子傍身，在外有炙手可热的家族，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兄长，但对一个读书知史、性情谨慎的女子来说，恐怕也难免有忧谗畏讥的焦虑。所谓“家书不发大将军”，就具有强烈的表态意味。
自雍正三年开始，形势陡转，年氏家族突然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年的十月，年羹尧已经关押刑部大牢，年遐龄、年希尧等人也前途未卜。年贵妃即便居住深宫，无法全面了解娘家成员的境况，但如此泼天大案，各种只言片语、小道消息，大约也会源源不断传入她的耳朵，加剧她的痛苦忧虑。在这种时候，哪怕皇帝完全没有迁怒她的意思，二人的相处也会变得尴尬无比。哪怕电视剧里表现的那些猥琐丑陋的宫廷斗争情节完全不存在，她的身心处境也已经足够艰难，本来一个多愁多病身，自然越发羸弱。
据《永宪录》记载，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贵妃本应随皇帝回到紫禁城（准备到景陵进行祭祀活动），但因为“不怿”，即病情严重不愈而留在了圆明园。十五日，皇帝下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二十三日，年贵妃病逝于圆明园，雍正帝下旨辍朝五日，赐谥“敦肃”，丧礼按照皇贵妃的高规格进行。治丧期间，礼部官员因为备办皇贵妃仪仗草率出错，都受到了点名批评，并给予相应处分。另外，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治丧期间，雍正帝唯一在朝的亲哥哥、诚亲王允祉因为“迟到早散，无哀泣之色”而遭严谴。在痛陈允祉的罪状时，雍正帝又让大臣们翻出陈芝麻烂谷子，提道：“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此其恶逆之罪一也。”这样的处理昭示着雍正帝的心态：我痛恨年羹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皇贵妃的态度与评价，如果其他人胡乱逢迎或是别有用心而对她有所轻慢，我是绝不能够允许的，甚至可以记恨多年。
当然，对雍正帝这样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来说，年贵妃的死或许让他一度伤情、愧疚，但丝毫不能阻止他的“倒年”活动，甚至可能起到了加速作用——让这件事尽快有个了结吧，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虎入年家
那么，雍正帝到底想不想置年羹尧于死地呢？按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不想的，在某一段时间内甚至“宽意已定”。但是一件突发的“从古罕闻之事”改变了他的看法，让他对年羹尧“正法意决矣”。这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看雍正帝自己的叙述。他在朱批上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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