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首领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说：鸟尽弓藏，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历代评论者崇尚君主，无不批评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韬晦。其实功臣下场悲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缘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见到边疆烽火、贼寇狼烟，就吓得魂飞魄散。当豪杰大将平定叛军后，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对功臣待如上宾。但转念一想：敌人这样凶悍，尚能被此人消灭，万一他哪天起了当皇帝的心，反叛于我，还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顿起。再拿起功劳簿一看：斩首几十万、拓地几千里、招抚多少部落、俘虏多少人口。好家伙！这么大本事的人睡在我卧榻之侧，那还得了！于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惧，越发对功臣警惕起来。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荣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礼数、阿谀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际，又多与在朝中的实权派人物有所冲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管钱物的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总之，办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争宠者随便挑出几个挑拨构陷，就足够触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谓是国家柱石、受恩深重，讲话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爱听，心生厌烦。几下里凑起来，功臣便让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厌，他还能有个好结果吗？历史上种种事例都昭示着，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养寇自重，或者因为屠戮功臣自毁长城，这样的国家没有不败亡的呀！
这篇文章与汪景祺的多篇杂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读书堂西征随笔》，并送到年羹尧手中。不过，年羹尧对这部书的重视程度并不太高。他在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将所有重要书信、书籍付之一炬，让负责抄家的官员在抄检他的内室、书房时一无所获，直至抄到“粗重家伙”和乱纸堆时，才发现了两本《读书堂西征随笔》。抄家官员翻到《功臣不可为》等篇目后，如获至宝，称其“甚属悖逆”，感到“不胜惊骇”，随后将该书收缴入宫。雍正帝看过此书后，气贯瞳仁，破口大骂，下旨将汪景祺本人枭首示众，妻儿等近亲属发配黑龙江。虽然雍正帝自称，他诛杀汪景祺的原因是汪书中有大量诽谤诋毁其父康熙皇帝的内容，而非这篇转着圈骂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为》。但完全可以想见，正在处理年羹尧案的雍正皇帝看到这篇文章时，要有多么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亲汪霖在康熙年间官至户部侍郎，按理说职务也很不低了。不过汪景祺本人虽然文笔犀利如刀，但应试能力不行，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考中举人，一直没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为生。说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确乎不假。但要论这篇文章，却并非完全是偏激之见，而有一定道理。
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功臣，大多产生于军事活动当中，即军功。建立军功的类型很多：有开基立业型，比如韩信、张良；有乱世争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开疆拓土型，比如卫青、霍去病；有力挽狂澜型，比如郭子仪、李光弼。此外还有抵御外敌侵扰、平定政敌叛乱、镇压民众反抗等各式各样，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分别。
建立军功者早期以武将为主，宋以后则多以文御武，特别是明清承平以后，多以文官掌兵权，如明朝的于谦、王守仁、袁崇焕、洪承畴，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尧以进士翰林起家，作战时以川陕总督为本职，虽然加以“大将军”头衔，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战国、秦汉以后，在军事活动中建立大功业者，多被奖以爵位，如列侯、国公等等。爵位区别于一般职官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由子孙世袭，所以大功臣多能通过军功进入贵族阶级，获得高于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对王朝具有“与国同休、带砺山河”的强烈政治认同感。而相对于建立军功者，在日常政务中表现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时期的武官），最多只能获得职务上的提拔，担任政府运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内执政，而不能获得爵位、进阶贵族，甚至成为政权的“持股人”。“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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