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年羹尧和术士异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并没有隐瞒雍正帝。他在给刑部的口供中说，自己于雍正二年底进京时，曾劝阻雍正帝下一年的二月不要到东陵拜谒；另外雍正三年四月间天下会发生一些事情，请皇帝小心留意。他甚至将天旱求雨，目睹白气升空的事也和雍正帝口头说过。当然，在口供中，年羹尧痛心疾首，认识到自己这样“信口胡言”是极端错误的，是疾病缠绵、心神恍惚所致。
笔者在翻看雍正年间奏折档案时还看到过这样一个记载：山东巡抚黄炳曾在雍正元年五月上过一道密折，提及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向他致函，说皇上闻知你们山东安丘县有一个叫范英的秀才，是奇人异士，让我转告你将范秀才密送进京，带到怡亲王府上。黄炳是个年轻官员，做事认真得很，巴巴跑去调查了范英的背景后上了个奏折说：据臣了解，这个范英背景复杂，曾经涉嫌参与武装倒卖私盐，皇上您看这么不本分的人，真的让我送到怡亲王府上去吗？然而黄炳没有想清楚，皇帝是新登基的皇帝，跟内外文武人头不熟，这种暗地里捣鼓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哪好意思同你个寻常督抚直说？所以绕个大弯子，让自己的大舅子川陕总督向你山东巡抚转达圣意，你好好地把人送到北京就是，咋还冒冒失失和皇帝挑明了呢？面对不开窍的黄炳，雍正帝也没有办法，只好表扬他背景调查做得对极了，不过此人是好是坏、能与不能，也要朕亲自试一试才知道，你还是火速把他秘密送到怡亲王府上去，甚密！甚密！甚密！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年羹尧就曾“奉旨”与异人交往。康熙六十年，年羹尧从四川到热河觐见康熙帝，后又从热河前往北京；离开热河前，康熙帝交代他到北京找一精于命理的术士罗瞎子推算八字。此时的年羹尧倒还谨慎，上奏说：“臣到京后，闻知（罗瞎子）其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至于进入雍正朝后，在结交奇人异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问题上，雍正帝与年羹尧更是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并不是年羹尧偷着摸着自行其是。
有鉴于此，针对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这第一条泼天大罪，雍正帝并没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笔者一家之见，雍正帝虽然做了防止年羹尧谋反兵变的准备，但他从心底并不相信年羹尧会蓄谋反叛。
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古代叫僭越，用现在的话叫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二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接到圣旨不宣读张挂，寄发奏折时不按照一定的礼仪规格“拜发”，而是像寻常寄信一样在官署内室交人发出；从自己到儿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级别标准乱穿衣服、装修时随意使用龙的图案；架子大得离谱，用皇家侍卫充当仪仗队，让巡抚一级的高官下跪，对其他督抚行文直呼其名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众目睽睽，一揭发一个准，所以数量最多。另外，这类问题虽然危害性并不如谋反大逆、贪污腐败、滥用职权那样严重，但给人的感受是很直观的，特别是给同僚们的刺激非常强烈。比如陕西巡抚范时捷，本来与年羹尧关系很不错，只是因为与年羹尧官居同城，就被迫给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许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着机会，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雍正年间补服规制[1]
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太保是宫衔加官，类似荣誉称号的性质，与品级相对应，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与品级相对应，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还高不少的待遇；川陕总督是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没有待遇标准，但在职权上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可知在“军兵粮饷”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抚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年羹尧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诸方面，应按照《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战时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事项上，应行使大将军职权；战时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后，应行使川陕总督职权。以上，即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
那么年羹尧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在一切待遇和职权行使事项上“俱循大将军俗例而行”。他的“俗例”是谁呢？就是历代前任——清初领兵诸王，特别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禵。也就是说，他不分战时平时、公爵品官，不论是起居排场还是发号施令，都按照领兵亲王、皇子标准行事。按这样的标准，让巡抚下跪，对督抚直呼其名，还有问题吗？当然，在“恩人”期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问题可就大了。
政治问题讲完，我们来说说人事问题。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里的人事问题总结起来是八个字：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者如利用职权，让自己人冒滥军功、伪造资格，混上一官半职；后者如诬陷与其有矛盾的人违纪违法，甚至为了给自己人腾位子，将完全不相干的人参奏免职，所谓“急欲出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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