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
[1] 补服是明清官员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装，因绣有补子而得名，作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别上下”。图表所示为清代高级贵族补子的形状与纹饰。其中以“四团龙补”的样式最为尊贵，须郡王以上方可穿用。除宗室高级贵族外，异姓功臣有蒙赐“四团龙补”之例，是为巨大殊荣，因其体制过重，即便功臣本人亦不敢穿用。年羹尧罪名中有“伊子穿四团补服”一条，是僭越大罪。
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
接下来我们再看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冒销、非法经营等项，一些项目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如曾经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多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多万两，等等。
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确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为已经由国家在京畿地区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当地置产，卸任之后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买卖限制较多，土地兼并比较困难。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贪腐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在身居要职时好摆排场、大肆挥霍，但因为置业较少，现任官一旦退职，特别是众多子孙分家之后，经济条件就大幅跳水，一两代内就能陷入贫寒的境地。相比这些听从制度约束的“老实贪官”，年羹尧就显得生财有道。他利用自己亲友、袍泽、故吏遍天下的优势，在各地大量置产经营，如借助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保定周边置有田地三万亩，房屋一千两百多间。因为女儿与衍圣公府缔结婚约，年羹尧又以置办嫁妆为名，在济宁购置良田十九顷。另外，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大权独揽的地位，支持诸子、家奴，以及亲信官绅、商贾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与军需供应、边境贸易相结合，获利之丰厚可想而知。
年羹尧敛财腐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实，不过，对于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这些严重经济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更深层面，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分析。
首先，青海一战的军需补给，并非由中央财政直接供给调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尧统筹川陕等四省自筹自支。这一策略的优势是筹措周期短、运输成本低，资源调配机动灵活，可以及时适应战争变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后，政治局势一度紧张，国库里的钱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里没活钱的皇帝实在心里没底。因此，如果能让年羹尧尽可能自负盈亏，而中央少掏钱，那雍正帝真是再乐意不过了。从结果上看，这一招的效果确实明显：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况下，国库存银不降反升，从康熙六十一年的两千七百万两，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万两。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雍正中后期的对准噶尔部战争。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响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打算由西北两路出击，直取伊犁。在这次战争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尧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军事上、人事上都实行分权，而在军需供应上则采取由中央直接筹集军费、调配物资的方式。对准部战争的军需筹备从雍正四年就着手进行，由雍正帝亲自挂帅，他最亲信的三位重臣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直接办理，准备周期达三年之久。三人小组的运作模式，构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处的雏形。对准部战争延续时间较长，且胜负参半，损失颇大，国库存银从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万两直线跳水，至乾隆初年户部仅余银三千四百万两，几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抛开其他因素不计，两次战争的“花钱”模式差别可见一斑。
不过，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本来薄弱，过度榨取民力作战，容易激起民变，于是雍正帝和年羹尧达成默契：虽然不给钱，但是咱可以给“政策”。比如让年羹尧一个川陕总督兼职管理位于山西的“钱袋子”河东盐场，将原本只能由户部统一办理的“捐纳”（合法的花钱买官）权下放给陕西省，在战争期间对川陕藩库亏空等问题睁一眼闭一眼等等。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战争期间几乎放弃了对川陕等四省的财政监管：只要你自己花钱把仗打赢，其他都好说。年羹尧的严重经济问题有其必然成分。
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第二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既然年羹尧对于战时四省的财政有绝对的控制、调动权力，一切以打胜仗为目的，那么那些冒销军需、擅发银米之类的罪名，算在他头上就显得勉强。毕竟，由身兼地方总督的军事长官全权调配物资，是对常规制度的整体性颠覆，再从中挑出具体问题说某一件事按照常规是“冒销”“擅发”“挪用”，未免不能令人服气。
至于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最著名的当属“郃阳剿匪致死八百平民案”。这件案子后来被影视剧作家进一步戏剧化，编排为《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尧血洗江夏镇，极力展示其凶残暴戾、不择手段的一面。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继续来说郃阳案。郃阳案同程如丝案一样，也是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特别严重的一款，二者共同的特点是都造成了无辜商民死亡。死了人，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在这一点上，古今是相通的，古代社会也并非视人命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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