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军功贵族待遇优厚，是王朝的特权阶层；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横遭猜忌、下场悲惨，也确实是历代王朝的普遍现象。大功臣中能够善始善终者，多以拼命自我压抑为代价，郭子仪、曾国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功臣本身的问题。比如战争环境下对于统帅、将领的要求，与和平环境下对于文武官员的要求很不一样。战争状态中的军事长官，必须拥有绝对权威，必须具备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面对战机，要杀伐决断，甚至孤注一掷；管理部下，要奖惩严明，甚至一言生死。这样的人，其行事作风在和平时期的官场上必定不会讨人喜欢，通常会给人留下无视秩序、飞扬跋扈的印象。
此外，战争环境的残酷艰辛，很容易让统帅和部属、士兵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所谓袍泽之谊、战友情义，是其他形式的感情无法比拟的，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情也将随即转化为根联固结的利益关系。因此，全面战争，比如改朝换代之类，往往同时出现大批功臣，形成多个既息息相关又互相倾轧的“功臣集团”“勋贵集团”。战争结束后，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生死袍泽、子弟亲属，凭借功劳迅速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随之而来的是分割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这必然给国家的重建和常态下的政治运行带来很多麻烦，也必然与有志有力、争取独裁的君主，以及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们产生大量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官僚联合，剥夺功臣集团的权力，几乎成为历朝历代“国初斗争”的常态。
更有甚者，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功臣坐大的现象：或臣强主弱、抢班夺权，如曹孟德；或割据一方、扯旗造反，如吴三桂，等等。不论哪一种，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有野心有实力的大功臣，无疑会被皇权视为重大威胁。
有鉴于此，君主们一旦认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对其削职夺权，甚至大开杀戒。当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后，到底是止于削职夺权，还是真的大开杀戒，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君主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了。有些君主气度较为恢宏，对功臣问题的处理就更温和一些，譬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颇为人所称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滥杀、屠戮无遗类，就大为人所诟病。
至于汪景祺所说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阴私猜忌，加之旁人构陷，而纯粹冤杀功臣的情况，也不少见。譬如周亚夫、岳飞、于谦之死，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来令人扼腕叹息。
雍正杀年羹尧，也体现了他猜忌刻薄、反复无常的一方面——笔者猜想，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尧至少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尧的问题又很复杂，他除了个性跋扈、掌握军权、代表川陕地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外，还具有外戚身份，可能会对以后的皇权稳定交接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一点是此前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
那么，作为“功臣不可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发迹和败亡所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容笔者慢慢讲来。
家世与姻亲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其名与字都取自《尚书》，其中“尧”是字辈，“羹”取“调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国家。“亮工”出自《舜典》的“钦哉，惟时亮天工！”意思是能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无论名还是字，都是要位极人臣、建功立业的意思，显得颇有王霸之气。
顺便多说一句，亮工这个词，意思很好，可实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个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运气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际，有文学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三次因为贪污、滥杀等罪名论死；勉强保住性命，乾隆年间又入了《贰臣传》。又康熙、雍正年间，有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因为附逆年羹尧，被革职发回原籍。雍正皇帝为了对其进行羞辱，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匾额，让钱名世悬挂在自家大门上，并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员写诗声讨他的罪行，结成《名教罪人诗》。其中有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取巧写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这几位倒霉的亮工凑在了一起。
年羹尧家族本来姓严，祖籍安徽怀远，后来讹“严”为“年”，遂以年为姓。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后期，年氏家族迁居辽东广宁。明清之际，年羹尧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军裹挟入旗，隶于汉军镶白旗下。顺治十二年（1655），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考中进士，历官知州，开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到了年羹尧父亲年遐龄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龄由笔帖式出身，平流进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广巡抚，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广总督，成为清王朝的高级官员。年遐龄子女较多，其著名于世者有长子年希尧、次子年羹尧，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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