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是汉军旗人，满文读写能力一般。他在雍正年间担任大将军期间，与军务相关的机密奏折多用满文书写，皇帝也多以满文进行回复。年羹尧曾向雍正皇帝报告，自己遇到不能读写的满文时，为保密起见，不肯让外人阅览，而是请满文更好的继配夫人觉罗氏帮忙翻译，夫妻配合撰写奏折。雍正帝对年羹尧与觉罗夫人的琴瑟和谐也有所了解，在对年羹尧大加赏赐的同时，还曾指名赏赐觉罗夫人耳坠等首饰，以取“夫妻双圆”之兆。
这两次婚姻，为年羹尧带来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沉重的政治包袱。所谓资源，是指年羹尧通过两次联姻，迅速融入了明珠家族的婚宦关系网。明珠有三子，长子性德有才名，次子揆叙是康熙中后期的重臣。揆叙备受康熙帝信用，长年担任翰林院掌院，为人温厚，又精于文学，遂能广结汉人士大夫之心。此外，明珠家族子女、孙子女众多，联姻对象均属高门，涉及的重要宗室就有英亲王、康亲王、肃亲王、康熙第九子胤禟四个支系。年羹尧作为明珠家的孙女婿，年纪轻轻就有机会结交满汉权贵，甚至宗室王公，这是普通汉军官宦子弟无法具备的。
所谓包袱，是指具有这样复杂姻亲背景的年羹尧，注定无法摆脱许多人事关系的影响，譬如与雍正帝死对头、皇九子允禟的这一层联系，日后就给年羹尧带来了很大麻烦。自然而然，纠缠在明珠家族势力范围之中的年羹尧，也很难得到以“孤臣”自命、最不屑“团团伙伙”的雍亲王的真正信任，哪怕他们也结成了郎舅之谊。
英雄少年时
除了高起点的家世和金光闪闪的婚姻圈外，少年高第的年羹尧无论乡试、会试，都赶上了“响榜”。何谓“响榜”呢？清代科举考试往往有这样的特点：某些年份的科举考试人才辈出，一科同年之内，名在当时后来又流芳百世的大人物就有好几位，其他人就靠沾同学的光，也差不到哪里去。这就叫作“响榜”。有清一代，论仕途，最响的榜当属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李鸿章、张之万、沈桂芬、郭嵩焘、马新贻等人物都是那一榜的同科同年；论学术，则推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最响，钱大昕、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等大学者，均在其列。与“响榜”相对的是“哑榜”：一科同年普遍仕途不顺，谁也拉扯不上谁，自然就是“哑”了。年羹尧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三十九年连捷成进士，都是清代中前期数一数二的响榜。
康熙三十八年，二十岁的年羹尧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这一年的顺天乡试非同寻常，不寻常处有两点：一是闹出了群体性事件，二是考中的大人物特别多。我们先来说说群体性事件。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考场设在京城，录取名额居于全国乡试之首，但考生结构也最为复杂，不但包括顺天府和直隶地区的普通生员，还有大量的八旗子弟，高级京官子弟和在国子监就读的各省监生、贡生；每一科考生总数都在七八千人以上，在省一级的乡试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清朝初年，顺天乡试特别为朝廷所重视，一个表现是：其他省份的乡试主考、副主考都是由皇帝在考前临时点放翰林院、六部官员前往。而顺天乡试的主考，则例用前一科殿试的状元；副主考用榜眼或探花，清贵高华远超其他各省。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顺天乡试的主考官人选是考生们早就知道的，一旦录取出现纰漏，主考官自然而然被推上风口浪尖，遭到舞弊卖放的指控。
这年的顺天乡试一发榜，大家发现，中举的考生中高官子弟比例奇高，所谓“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不阅文而专阅价，满汉之巨室欢腾；变多读而务多藏，南北之孤寒气尽”。一时舆论哗然，落榜考生集合在一起，把怨气撒向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讽刺他们“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写了一篇极为生动犀利的“檄文”到处张贴，言之凿凿曰：
若王李以相公之势，仅供现物三千——王熙孙景曾、李天馥子某
熊蒋以致仕之儿，真献囊金满万——工部尚书熊一潇子本、左都御史蒋宏道子仁锡
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云鹏子
韩孝基、张三第以若翁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收
年羹尧携湖抚资囊，潜通昏夜——年遐龄子馈一万
朱世衍舁督学秽蓄，直达寝门——北直学院朱阜之侄
励廷仪则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讷子
收严密乃修同谱私情，不嫌乳臭——榜眼严虞惇子
总是老师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侄而独收其婿——狄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师之婿
更恐言路关头，必欲逢迎之尽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宪刘谦子侄皆中
尤可丑者，宛平之门馆私人，亦不敢违其嘱托——王熙西席二人、管当子二人一齐中式
所可奇者，总督之长班贱役，致无弗尽其收罗——王朝柱父范总督长班
费士龙以居停关说，半现半赊——费为黄编修之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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