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这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是为序。
宗承灏
一 两个王朝，一个时代
大业元年（60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黄河流域某个村庄的王大和王二两兄弟，正在享用野菜糊糊做的早餐。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拥进屋子里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他们二话不说，抓起两人就往门外拖。
“官爷，我们犯了什么事？给个理由。”两兄弟一头雾水地问道。
“没犯事，也没有理由。”官兵吼道，“皇帝要修房子，还要挖一条沟，人手不够用，抓你们去帮帮忙。你们是要建房子还是挖沟？这是一道必选题，二选一。”
“我喜欢建房子。”老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抢先答道。
“那好，你去建房子吧！”老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官兵带走了。
“请问官爷，皇帝要建什么房子啊？”老二看上去似乎精明一些，也谨慎得多。
“少废话！说了你也不知道，东都洛阳！”
“那我还是挖沟吧。”精明的王二认为，自己挖沟肯定要比哥哥建房子有活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挖的沟要比村东头那条沟大得多得多，那已经不能算是沟了，而是一条大运河。小人物王二至死也不清楚有这样一组数据，属于这条大运河：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两千余里，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同年八月十五日皇帝就要乘着龙舟前往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
小人物王二就这样无奈地上路了，数百万像他一样的农夫此时也正从各州各县各村向着同一个工地聚集。我们可以想象，绵延千里的工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身陷其中的王二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开掘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只能看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身边倒下。历史就是用数以亿计的小人物的牺牲，来换取时间深处那些屈指可数的功与名。布衣小民的生命从来都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一句“隋民不胜其害”也就交代了过去。
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江南正是大好的风光、大好的时节。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款步登上岸边的龙舟，文武官员紧随其后。桅杆上锦帆次第张开，武士的刀剑在空气里散发着凛冽的光泽，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倒映在运河的清波里，时间深处晃动着暧昧的脂粉香气。
在这明媚的秋光里，每个人身后的影子都比他的实际身量伸长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垂杨依依，天涯迢迢，整个画面流淌着现代派画家浓艳而疯狂的意象。那领头之人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器宇轩昂地走进了龙舟的头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隋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死后谥号“炀帝”的杨广。“炀”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好的词汇，昭示不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还有一个皇帝，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讽刺的是，陈后主能够得到这一谥号正是拜杨广所赐，但后人习惯称陈叔宝为“后主”。如此一来，“炀帝”也就成了杨广的专用标签，再没人和他去抢。
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专门为皇帝的龙舟拉纤的“殿脚”九百人。有着九百人的“殿脚”，我们可以想象杨广乘坐的龙舟有多么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座水上行走的宫殿，而不是舟。这样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可谓气势浩荡。
龙舟乘风破浪，也直接将杨广送往政治事业的巅峰时刻。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不安分的他先后八次出巡，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杨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水平还算过得去的诗人，还是一个在金粉与铁血中肆意妄为的非主流君主？没有人只戴着一副面孔行走于世，可是能将几幅面孔背后的身份都做到极致的却不多。杨广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写道：“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有文学评论家说，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帝王对诗歌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南北诗风的特色。
诗人与帝王，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无冕之王，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冠冕之王。如果我们将杨广的政治经历也视为一首诗，那么这首诗的开篇显现出了万丈豪情的气象。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并将更多的精力与关注点放在了北方或者更北方。与他们不同，杨广却将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烟雨迷蒙的中国南方。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政治经历密不可分。开皇八年（588年），身为晋王的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定南陈。也由此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纷乱格局，中华文明就此实现了自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此时的杨广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立马扬威，野心勃勃的皇子在政治舞台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随后，他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待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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