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都的十年时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也是为事业打基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广和隋朝的军界重臣们有了更多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正因为这十年，让他后来对江都尤其偏爱。这种偏爱既包含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篇布局，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一个流淌着北方血统的皇子长期浸淫于江南的清风明月，这难免会让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边是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的硬朗，一边是山温水暖和稻香鱼肥的灵秀。北方的阳刚与南方的阴柔在杨广的血液里碰撞，然后融合。他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而是一个无限接近权力巅峰的皇子。在扬州的十年时间里，杨广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收敛得接近于无形，身居风花雪月之地，不但没有声色之好的享乐主义倾向，而且天天穿着打着补丁的王服，就连手下婢女也都是一副相貌平平、蓬头粗服的样子。
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杨广不过是一个处处都得藏着锋芒、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去往江都的是在人间可以翻云覆雨的君王，他的内心也有着普通人的衣锦还乡的情怀。
他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样的回答正是杨广想要的结果，他哈哈大笑。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就将自己巡幸的第一站定在了东都洛阳。自古以来，帝王们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在长安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才会想到来这里寻求政治避难。
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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