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从一个地方出发，抵达一个时代的巅峰，从历史的地标抵达时间的深处。对于中华帝国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而言，玄武门外，这场因夺谪引发的兄弟相残事件未免过于血腥与反传统，可是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样的胜利又来得及时。
当我们抛去兄弟情、父子恩这些情感因素的关键词，单纯从适者生存的权力法则来看，这又是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游戏。李世民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扭转困顿的时局，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也证明，李世民通过铁血手段取得的权力，在成就他一代圣君明主的名号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弥漫的血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一个帝国从血腥带向更血腥，从和平带向分裂。他登上了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权力巅峰。对于一个习惯征战杀伐的将军来说，没有对手是寂寞的，可对手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又是残酷的。
在这场生死博弈之后，帝国的天空将会迎来新一轮红日。虽然说，日光之下早已没有什么新事，可对于日光之下的人来说，毫无新意的追逐也是他们心中不息的火焰。
新一轮红日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渍很快就被它的万丈光芒遮掩。时间虽然可以愈合肉体上的伤口，可带不走一个人内心的不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定成为李世民生命中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成为帝国记忆中一处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李世民后半生殚精竭虑为自己和历史竖起了一块光照千秋的丰碑，可那块丰碑的基座永远是洗不去的染血的红。
有人说，那不像是一座丰碑，更像是一座埋葬时间的坟墓。里面埋葬的不仅有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有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那场血腥记忆终将成为唐太宗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诚如史家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的五皇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消息传至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痛心之余提笔写下谴责李祐的手诏：“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佳声不匮，尔则恶迹无穷。……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李祐传》）
李世民在写完这封手诏后，心中悲痛难抑，泣下数行。想想也是，儿子起兵造老子的反，不自量力的儿子将临死境，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令人黯然神伤？此时的李世民应该能够体会到当年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因为他们兄弟相残，而藏于心底的那份揪心泣血的苦楚。一句“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直指其灵魂深处，时间同样没有远离人的内心。玄武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武德九年的那一幕成了每个夜晚缠绕李世民心底的梦魇，无休无止。
“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一句意有所指的感叹，是否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那情难自已的泪水，是为五皇子，还是为自己的过往而流？或许真应验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之说，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幕又报应在后世子孙身上。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同年的四月，帝国又紧接着爆发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残的悲剧差一点儿在李世民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是报应抑或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储君之位为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像是昨天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旧唐书?李泰传》）的魏王李泰则成了昨日的自己——秦王李世民。此时的李世民痛定思痛，向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了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这分明是在向自己的子孙现身说法：是你的，不抢也是你的；不是你的，就算你伸手去抢，只会祸及自身。
他告诉自己的皇子们，要懂得心存“爱敬君亲”的孝义之道，让他们不要把玄武门事件作为效仿的模式，更不要将过去的李世民当作追逐权力的英雄来膜拜。他同时告诉那些皇子们，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都要受到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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