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比唐太宗大二十岁，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徵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李世民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儿以及自由生活的主张，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徵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他会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李世民不再让步，他索性亮出自己的底牌，说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李世民的说法。他反驳道：“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堂堂一国之君连这样的话都能脱口而出，也正印证了“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的史家之言。由此可见，李世民当时已有改立太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大臣们听来已经十分震惊，更不要说传到太子李承乾的耳朵里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承乾的脚有残疾，而且是那种治不好的终身残疾，身体残疾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他变得敏感和多疑，总觉得别人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短处，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也让身为太子的他患得患失。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很容易被他曲解为不满和指责，从而让他产生逆反心理而采取更加抵触的对抗态度。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做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有增无减。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李泰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这本书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贞观十六年正月，魏王李泰将此书上呈太宗皇帝。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褚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道：“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
面对大臣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尽管褚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李泰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李世民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纷纷倒向他这一边。
虽然帝国的臣民都期盼一个仁德之君，但是没有一个权力之主能够真正做到温良恭俭让。权力的本质是排他的，没有哪一个君王会为了维持所谓的仁慈形象，而坐视自己的王朝走向危险的境地。李世民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才会处处维护李泰的利益。
李世民对李泰的垂青，成了对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既然父皇对自己赞赏有加，也许有一天，太子的宝座可以落到自己屁股底下。李泰开始效仿当年的李世民，筹划起了夺嫡之计。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十分卖力地替李泰鞍前马后，拉拢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那些墙头草似的权贵们为了日后在权力世界里实现自我突围，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千百回，然后将自己手里的筹码义无反顾地押在了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的时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他们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夺嫡。人类贪求权力犹如饮血，越喝越渴，越渴越要喝。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表现出难以抑制的饥渴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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