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四 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出发
永徽元年（650年）岁首，同样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季节。漫天卷地的白雪覆盖了整座长安城，却无法覆盖一个盛世的荣光与骄傲。对于身在感业寺的武则天来说，冰冻的时间正在雪地上缓缓退去，即将迎来的是崭新的黎明。紫宸殿浑厚的钟声敲响了大唐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守岁的人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们推开窗子，让朔风吹散屋子里的炭气。随后，人们恭敬地点燃了红色的蜡烛，以庆祝新皇帝登位的第一个元旦。大唐的臣民是不会忘记先皇的，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三年，让天下由纷乱走向太平，人们由流离回复安居。自从秦汉以来，三国六朝，战乱相继，没有真正的承平与统一。然而，李世民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统一局面，二十三年来，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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