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其实六七世纪的高丽不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与中华帝国争霸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有可能随时爆发为战争对抗的实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际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地级市大，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领地。
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在大国与强国面前，有野心的小国与弱国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隐形发展策略。虽然高丽偏安于帝国一隅，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扩张实力的机会。如果中原王朝出现分裂和战乱，他们就会乘机蚕食土地，增强实力。
经过五百年的不懈努力，到了6世纪，高丽已经一口一口吃掉了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华帝国相望。同时还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急剧增长。
在杨广的百万大军面前，高丽能够动用的军力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一个能够调动二十万军队的国家，应该不算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小国。7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这时候高丽的国家人口应该在四五百万，而常备军应在五十万上下。
6世纪，高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隋朝帝国的复兴。
战争的统一指挥权由杨广本人持有，帝国的军队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史书记载，在这三次征伐中，杨广都是御驾亲征，每次动用的军力都超过百万。百万大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绵延千里，是一道何其壮观的景象，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嗅到古道上飞扬的历史烟尘里，弥漫着帝国权力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热气味。
如果统治者一味地信奉“激进主义”，那么就会将自己的帝国带进一条权力运转的死胡同。在我们这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随时会光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对于历史，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用假设来推理真相，“如果……就……”的思维逻辑就像是一团火焰，吞噬一切与理性有关的政治情感。感性的杨广捧着他那平平仄仄的诗行，与荒唐的政治和权力相逢于7世纪。就像是双双对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为只要相信激情燃烧的情感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灌注就可以梦想成真，抵达彼岸。激情有余，狂热过头，一直是拖累中国政治，使它无法摆脱中古式“伦理政治”的罪魁元凶。
中华帝国并不缺乏会写诗的皇帝，乾隆一个人就写了四万多首，几乎可以抵得上《全唐诗》的诗歌总量。可那蔚为大观的四万多首里能够称之为诗的少之又少，量变没有带来质变的帝王诗，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帝王附庸风雅的心态。杨广与其他帝王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蓝图上。读他的诗，其间并不缺乏“理性”的光泽。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应该成为整个中原大地的主旋律。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之一，他们什么事都习惯于听从权威。皇帝是天命所归的天然权威者，他的指挥棒决定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
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自视过高，而陷入逆境之时又往往会自暴自弃，甚至产生心理扭曲。杨玄感造反，斛斯政与其通谋，事情败露后逃至高丽。杨广三次征讨高丽，高丽最后将斛斯政献出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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