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人才济济的朝堂之上，才能仅处于中档水平的长孙无忌，居然能够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让人费解。除了李世民的信任还有其他让人信服的解释吗？李世民在临死前甚至对左右大臣这样评价长孙无忌：“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言下之意，没有他就没有我。这句话等于给长孙无忌一道免死金牌。
太宗皇帝临终前做出一连串政治安排：长孙无忌出任太尉，兼尚书、门下二省的实职。最后，他嘱咐另一位托孤之臣褚遂良：“我死之后，你要保护无忌。若你放任别人伤害他，就不是我的忠臣。”保全长孙无忌成了太宗皇帝最后的遗愿。
对于李世民来说，几十年来，兄弟曾相煎、儿女曾反目，只有这位少年朋友、郎舅之亲，陪他走完了二十三年漫长的贞观之路。保全长孙无忌，就是保全贞观的胜利果实；保全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对长孙皇后当年的承诺；保全长孙无忌，是他对这个少年朋友的最后眷顾。
帝王也是寂寞人，也需要朋友。孤，也并非希望自己一孤到底。君王的威仪是恢宏而孤独的，而君王的内心也有与常人同样的乐与怒。李治登基后，虽然朝中有侍中和中书令等一堆高官，但实际大权还是掌握在长孙无忌的手里，此时的长孙无忌才算真正可以横行无忌。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秉承太宗遗愿，同心辅政，风头无人能及。另外一位托孤重臣李勣是明哲保身之人，不敢强出头。由于实力悬殊，所以朝中宰相之间矛盾并不明显。而且高宗皇帝又是“好好先生”。当时整个帝国的大政方针基本上还是照搬贞观朝的那一套，所以永徽初年的朝政保留了贞观朝的遗风。
此时长孙无忌的骄狂已经到了势焰熏天的程度，毫无掩饰。虽然日光之下，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无非就是培植力量、排除异己，折腾得朝堂之上鸡飞狗跳，但是这种一人独大的局面是极危险的。
一天，长孙无忌宴请朝中的一些高官，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说：“我其实没什么本事，只是因为运气好，机缘巧合才位极人臣。大家说一下，我的富贵程度和隋朝的越公杨素相比如何？”有的人不回答，有人拍马屁说超过杨素。
长孙无忌听后徐徐说道：“我只有一点比不上杨素，就是他富贵的时候年纪大，我富贵的时候年纪比他轻！”其牛气冲天、摇头摆尾的骄狂之态令人厌恶，大有赶超皇帝之威的势头。
永徽元年十月，李勣坚决辞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高宗批准，但仍然让他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还是实职宰相。李勣担任左仆射已满一年，现在突然这么做，让人无法看透其中玄机。
李勣主动让位，使褚遂良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没费吹灰之力就白捡了一个尚书左仆射的职位。褚遂良是个张扬高调之人，得到如此高官显位之后，日渐骄横起来。长孙无忌无奈之下以朝廷的名义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在今陕西境内）刺史。
褚遂良虽然被贬，但还在陕西境内任职，明眼人能看出来朝廷有随时召他回来的打算。这一切唐高宗和长孙无忌都心知肚明，他们曾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但现在绳子断了，他们各自蹦跶，各自盘算，绳子上的岁月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其实这时高宗皇帝已经对长孙无忌的专权难以忍受，关于皇权被窃、长孙专权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他不可能淡然处之。唐高宗已经不满足于做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他试图在朝中的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大臣。然而这些人虽然居于高位，却不敢和长孙无忌正面抗衡，难以起到制衡权力的作用。众大臣在议事的时候，要看长孙无忌的脸色行事。就连先帝同样器重的李勣，也看出端倪当了一只缩头乌龟。所以，权力天平从一开始就倒向长孙无忌这一边。
唐高宗李治毕竟不是傻子，他已经看出了朝堂之上的眼波流转，朝堂之下的噤若寒蝉。他曾经在朝堂上冲着下面的大臣们怒道：“你们在议论朝政的时候，都没有自己的主见，还要互相观察脸色行事，这个朝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朝堂已经成了长孙无忌的一言堂。以长孙无忌在权力场上几十年的阅历，不可能看不出高宗皇帝在人事安排上的用意，也不可能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估计他是太没把这个外甥放在眼里，不仅毫无收敛之意，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永徽三年春天，长孙无忌将同州刺史褚遂良调回朝中，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履行宰相职责；接着他又任命自己的亲戚、兵部侍郎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实职宰相。
大唐的宰相集团就这样形成了抱团势力，长孙无忌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就连新任宰相、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也要避其锋芒，柳奭的表现让长孙无忌还算满意。柳奭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坐上宰相的高位，都是因为自己是皇后的舅舅。皇后的位子稳固，他的位子就稳固，皇后要是失宠，他的政治前途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对于王皇后，高宗李治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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