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去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谨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在形式各异的权力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就会有人跟风效仿，就算是走到两败俱伤的境地，仍然会有人紧随其后。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为就像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严酷的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人类良知善行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互相避之不及，更不敢轻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约束的告密行为使得帝国的政治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置身于刚性制度下的人性究竟是怎样地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一种纯粹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在利益考量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告密。
武则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长一段时间翻看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告密信，并且乐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条条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触角，让整个帝国处于严密地监控下，为武则天实现权力垄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她不出宫门也可以掌控朝堂内外的政治动向。武则天不会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集团在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武则天才仓促应战。武则天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第一时间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告密，对于一个权力独裁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是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反叛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密匦制度最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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