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之南，东西共分四纵列，以象四时，南北皆九坊，法《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共三十六坊），其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如图（丙）。不开南北街者，为其冲城阙也（此种禁忌，今犹有之）。
坊之纵广，在皇城南者，纵各三百五十步，广三百五十或四百五十步；在皇城左右者，广各六百五十步，纵四百或五百五十步（涉纵广之数，旧说不尽相同）。
外郭城内有东、西两市，每市占二坊之地，方六百步，每面各二门，如图（丁）。四面皆市易之所，中置二署，即治市之官府，其街各广百步。
全城坊、市，棋布星罗，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惜后世之不知保存也。
饮水之源有三渠：一曰龙首渠，引自浐水。二曰永安渠，引自交水。三曰清明渠，引自坹水（又作泬，俗讹为“沈”，又名潏水）。
宋人吕大防云：“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长安志图》上）斯言允哉。
大业九年二月，曾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或因增高城墙而起。
日本平安京系仿唐长安城而建筑，唐长安又即隋之大兴，此城设计为东亚创作，故能使东瀛慕化也。至于那波利贞以为大兴特点根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为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六二—八一页）立论都未确切。宇文恺本鲜卑族，与西域无关。阎庆之姑即宇文护之母，陈因护字萨保，萨保为祆教职名，遂疑“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然蒙古时代之蒙人，不少用景教语为名，今之人或用耶教语为名，教名不定是种族之表示；且祆教先行于漠北，北魏灵太后甚信胡天神（参看《唐史》西方宗教节），尤不见得奉祆教者即西域之族。若何稠之叔何妥，《隋书》七五、《北史》八二均称为“西城人”，西城于两汉、晋、宋、齐皆为县，当今陕南之安康，从此入蜀经商，原是便道，陈为先挟成见，遂不惜臆改“西城”作“西域”。合而观之，陈所谓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庆子）、何稠之家世，俱含西域血统者，实属厚诬；吾人不否认西方文化常影响我国，要当于事迹彰确处求之也。
窃谓大兴城伟大之重点，在于布置或整个的设计。宫城居北，本孔学南面而治及众星拱辰之思想，其余四纵列象四时，九坊象九逵（亦或取《易》卦阳九之义），十三坊象一年有闰，都无非东方式文化之表现。今就整个大兴城观之，虽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的建筑特色，而其迁建动机，则因汉城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尤要者，隋文指定衙署与民居分离，固便于统治阶级，同时亦确便于封建统治下之人民。推之，市为群众所必需，自然安置在民居附近，无取乎《周官》“面朝背市”之旧论。又如道路作棋盘式，坊有十字街，皆是引导人民，使其交通便利，此则值得表扬者。
乙、通济渠 我国现在河北、山东、江苏之东部，在有史以前，均是低洼之地，从西向东之无数水系，咸向此方输出，水挟泥沙，积久乃渐淤淀为平陆。然因各水系之经常排泄，所以冲积平原之间，仍保留许多港汊，互相交错，形同蛛网。试观吾粤珠江三角洲间河道交织，便可即此例彼。申言之，河、淮、江三大流域之末游，当上古时代，实存在着互相贯通之支港，此为吾人对于三大水系首先应有之认识；同时，就应打破最近以前河、淮、江三流本来各不相通，禹曾治河，鸿沟为人工所凿之数重误会。
据我最近之研究，东周以前的黄河正流，即是古人所谓济水（济或作泲，又称沇水），由河南东北行，经山东半岛诸山之北麓，至广饶县入海。但在河南汜水县附近，分出一支，此一支名目甚多，如蒗荡渠、鸿沟、阴沟等是也。分支未久，又再歧为两派：一派东出合泗水而汇于淮，后世通称曰汴水。一派东南行，合涡、蔡（又称沙水）、汝、颍等而会于淮。与隋、唐漕运关系最密切者，即前一派之汴水。汴水当东汉永平间，经王景一度修治，至六朝时代，汴、淮通运，未尝断绝。隋开皇七年，命梁睿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名汴口堰，又曰梁公堰。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自板渚（又曰板城，在汜水县东北三十五里，在旧汴口之西约十五里）引河入汴，又自大梁（即汴州）之东，引汴达淮（汴水本由今开封经陈留、、睢、宁陵、商丘、虞城、夏邑、砀山、萧、铜山等县，会泗水而入淮；炀帝时采较直的路，由商丘东南经夏邑、永城、宿、灵璧、泗等县而会淮，不先会泗水），名曰通济渠，又曰御河。渠广四十步，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春秋之末，吴王夫差就古渎遗迹，开为沟，以通江淮。至开皇七年（五八七），隋将伐陈，因于扬州循沟故道，开山阳渎，自山阳（淮安县）至扬子（江都县南）入江。炀帝既发动通济渠工程，同时又征淮南民十余万，将山阳渎扩大。
总言之，由汴口至江之全段交通，乃半自然半人工所构成之结果，炀帝只浚广故道，初非新创，旧史叙述不明，遂生误会。唯《太平寰宇记》云：“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入。”苏轼《书传》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谓炀帝始通汴入泗，……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又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下云：“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经》，古来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炀帝之所创为也。”所言为得其实。据《隋书》三，通济渠工程，发动于三月廿一日辛亥，而八月十五日壬寅，炀帝即乘龙舟幸江都，前后仅一百七十一日，从时间计之，其非全道新凿，事甚显然。明人《縠山笔麈》云：“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天下郡国利病书》三六）此一类批评殊有纠正之必要。在炀帝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尝施力，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之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倚赖心理。秦始皇因旧有基础而筑长城，限戎马之足者垂千余年，隋炀不可相提并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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