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惟《六典》三、《旧书》四八及《会要》八三均作“绫、绢、各二丈”，措辞究欠明白，故森谷书误会由绢变为布，（一八〇页）又《田制史》二〇一页第十五表作“唐调绢二匹……或布九丈六尺”，亦误。
255.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惟《六典》《旧书》四八及《会要》均作五分之一；按布以五丈为端，绢二丈是半匹，布二丈五尺亦是半端，以理推之，作四分一者近是。
256.森谷书称武德二年调绵二两，开元廿五年令变为三两云云；（一八〇页）按《疏议》引《赋役令》及《会要》八三载武德二年制，均作绵三两，可见中间并无变更，彼不知据何误本也。彼所谓“开元廿五年令”，乃指《唐六典》而言。
257.《六典》原校称，“《唐·志》禰作襺”，余疑禰实之别体，见注497。
258.按《六典》下文称：“滁、沔二州麻资布，……黄州资布。”又《金部郎中》条称：“资布、布、布各（一）端”，则资布是布之一种。
259.《通典》六云：“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是四分之一。《六典》三作“布加五分之一”，其误与上页注③所举同。
260.《新书》五一误作“二十五日”，森谷书（一八〇页）沿而不察，可见研究家应旁参各书，不可专据一本。
261.《通典》六、《会要》八五皆误为武德九年，（陈氏《略论稿》一五三页同）兹据《旧书》三及《通鉴》一九四。
262.《通典》六称，天宝中八等户税四百五十二，九等二百二十二，比大历为低。
263.《续汉书·百官志》称，啬夫“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唐长孺据此，以为计资定课，由来已久，汉、魏间计算资产，与调有关，但不仅是为了调。至曹魏、西晋规定每户征收绢、绵之额，只是交给地方官作统计户口征收的标准，其间贫富多少，仍可由地方官斟酌，《晋故事》所云“九品相通”，（《初学记》二七）《魏书·食货志》所云“天下户以九品混通”，又同书《世祖纪》，太延元年诏“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皆可为证。此一办法到梁才废除，但陈又恢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六五—七三页）
264.参看拙著《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二卷五、六两期）
265.《历史教学》二卷五期一二页。
266.《历史教学》二卷六期一九页。
267.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通典》七）换言之，客户约占总户数十分之四有奇。
268.《田制史》一九六及二三页。《唐代经济史》称：“均田制度与租庸调制度二者间，没有什么永常的有机关系。”（六六页）按政府苟非按丁授田，试问凭何以责每户租庸调之上供？均田制度之重要意义，并不专于鼓励开垦，与太和元年诏不同。
269.森谷据《新书》五一，谓广德元年亩税二升，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改革，因为从丁税推移到亩税，系土地所有关系自身变化之最适确的表现。彼又言大历亩税，亦分夏、秋二期而征收。（《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九〇页）
270.《中国社会经济史》一八八页。
271.绢价之升降，有种种原因，如贞观时马周言，荒岁一匹绢才得一斗粟，丰年乃得十余石，而开元中则绢一匹只值钱二百（末一事见前十九节），而且政府折征，理应减去市价之利润，吾人既无法获知当日物价指数，对陆贽之批评，自无从判断其是非。
272.森谷书云：“建中元年，杨炎确立所谓两税法，其时宇文融墨守高祖、太宗之法……”（一九〇页），按融是开元初人，森谷误矣。
273.据《田制史》二四八—二四九页引。
274.《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一〇三—一〇四页。
第四十节 户口升降及收支大账 附和籴
国课无论按丁（租庸调）或按亩（两税）征收，都与版图之伸蹙、户口之涨缩有密切关系，可惜唐代涉此类材料，非常残缺，然汇合群书之零碎片段，于读史者未始无多少补益，（甲）表即本此意以编成。
①《通典》七称永徽元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今户三百八十万，则此是贞观廿三年之数。
② 尾数六一，《旧书》四三作五一。又同年之户数，《会要》八四列于开元廿四年下，今从《六典》，因此年甲戌正是造籍之年。
③ 原作“二百二十有八”；按是年县数比贞观十三增六十余，州数断不会反缩一百三十，略翻阅《地理志》及《括地志·序略》，便自晓然，故可断“二百”必“三百”之讹。
④ 《新书》三七及《通鉴》二一四作四八、一四三、六○九。
①按开元廿八之州府数，已校正为“三二八”（见注③），天宝十三之州府数又为“三二一”，则本年之数，不应与前后出入太大，据此理由，知《旧书》“三百六十二”应“三百二十二”之讹，并参《通鉴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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