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会要》八四作八、五三五、七六三，《旧书》九及《通鉴》二一五作八、五二五、七六三，均与此数不符，并参三二九页注①。
③ 《旧书》九作四八、九○九、八○○，与开元廿八相比，《通典》竟少三百余万，当有误。
④ 参看卅八节三一○页注②。
⑤ 参看卅八节三一一页注①。
⑥ 参看卅八节三三七页注②。
⑦ 参看卅八节三三七页注⑧。
⑧内分不课户一、一七四、五九二，课户七五八、五八二，计不课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六十有奇，与天宝十三、四载情形无大殊异。（参看前卅八节）。又《新书》五二所记，百位以上数目相同，只尾数作“二十四”小异。《会要》八四作一、九三一、一四五，则千位以下数目不相同。
⑨内不课口一四、六一九、五八七，课口二、三七○、七九九，计不课口占总口数百分之八十七有奇，比天宝末更多（参看前卅八节）。
⑩此与《新书》五二所记乾元三年之一、九三三、一二四，除百万位外几全同，但断无户增百万而口数反减七万之理，可见《旧书》、《会要》所记广德户口，不过是钞袭乾元三年之旧户籍，当日实未尝另造新籍也；二百万应是一百万之讹。
（11） 试与乾元三年数比观，只万位之数不同，此亦广德二年照钞旧册之证。（参《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会要》八四作三、八○五、○七六；按《通典》七称，“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佘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知今本《会要》系将万位之数误为十万位。
② 《通鉴》二三七胡注引宋白云：“国计簿比较数，天宝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见管总二百九十五，比较天宝应供税州郡计少九十七。天宝户总八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见在户总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比较天宝数税户通计少百九十四万四千六百九十九。”由其所举州郡、总户二数来看，似是比较天宝元年，但由三二二（或三六二）减去二九五，只差二十七（或六十七），并无“九十七”之多，岂宋白所引有误欤？抑李吉甫合不申版籍及沦陷各州而计之欤？其次，八、三八五、二二三，亦与《通典》、《会要》、《通鉴》三书所记天宝元年总户数不合（参看三二七页注⑥），岂吉甫所据非元年之数欤？最末，元和户数比天宝断不止少百九十余万，今如由八、三八五、二二三减去二、四四○、二五四，则相差为五、九四四、九六九，胡注应校正为“五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六十九”方合，盖百万位上漏“五”字，又将百位、十位两数字误易。
③ 《会要》八四《杂录》条及《通鉴》胡注引宋白均同，惟《会要》同卷户口数条称“元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不知究指元和某一年。
④ 《旧书》一五七《王彦威传》作三百三十五万，《新书》五二同；惟《新书》一六四《彦威传》又作三百五十万。《旧书》一六，长庆元年户二、三七五、八○五，与此所差乃少百余万，或百万位之“二”是“三”之讹也。（参《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新书》五二言：“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按开成四及会昌五户均四百九十余万，不应前后三四年间遽减复遽增二百余万，《新书》此处必误无疑。
首须注意者，自武德至天宝之末，户与口在数目上虽表示着一路增加，但吾人试从户数观之，汉之极盛，民户一二、二三三、○六二，口五九、五九四、九七八，（《汉书·地理志》）隋大业五年户八、九○七、五四六，（《隋书》二九）唐唯天宝十三载计户九、○六九、一五四，始过于隋，此何故也？（《会要》八四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今现户三百八十五万。高宗曰：“迩来虽复苏息，犹大少于隋初”，对此已有疑惑）如曰“战伐死伤”，（《汉唐事笺》八）则隋末之乱，不十年而大定。《通典》七云：“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隆）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又云“唐百三十余年，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若此（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盖有民间之隐匿，有官吏之隐匿，两者合斯户数愈少。隋文大索貌阅（又称团貌[1]，今以照片代之）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通鉴》一七六）宇文融献策括籍而得客户八十余万，（《新唐书》五一，开元十二年）其隐匿之严重可想。大历七八年间，舒州刺史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锺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毗陵集》一八）推原祸始，无非玄宗不为版籍，六七十年积渐成风，难以复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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