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应说明者，（丁）表支出之数，已包括于（丙）表诸道节度军粮等一千万石及诸道兵赐等一千三百万匹屯端之内，《通典》所以特提者，见开元以前每岁边用不过二百万贯，而开、天间军费之特别膨胀也。其次，匹段虽未指出为绢为布，吾人可相信是包含两种，因全国征绢之数，据表（乙）只有七百四十万匹而已。还有一层，前文所谓收支相抵，并不是意味着必须支出，即如表（丙）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之三百万石，回充米豆并入京仓之三百万石，入西京、东京之一千四百万匹端，其中全部或最少一部固完全归君主自由支配而可任意浪用。
以上是唐代经济最繁荣时中央收支之概况。安史乱后，始而河北不贡，继而陇右沦陷，京西一带又多为神策军收管（见前卅五节），情形自迥然不同；幸而《通典》卷六尚有一节，略述建中初情形，兹参合《通鉴》二二六之说，制成（戊）表[9]。
（戊）建中初收支概况表
米、麦之价值不同，米、麦与钱如何伸算，又毫无标准，故外费占总收入百分之几，实无法估计。若分别言之，则外费占总收钱三分之二弱，占总收米、麦约八分之七弱，总括一句，外费几达总收入三分之二矣。
关于军费之浩大，开成元年又有王彦威之奏；彼称长庆户凡三百三十五万（参三二九页注③），而兵额约九十九万，天下赋税一岁所入三千五百余万，上供者只三之一，通计以三户资一兵，故其余四十万众须仰给度支。按彦威去吉甫时仅卅年，似不应有两户、三户之大异，三百三十五万之三分一，约户一百一十万，如以两户资一兵，计可供军六十万，由九十九万减去六十万，所余便是四十万，故疑“三户”本二户之讹。若大中间，孙樵奏称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可之集》六）彼非计臣，其言未必可据。
审计工作亦已相当发展，由刑部之比部掌之。据《旧唐书》四四，比部“掌勾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凡仓库出纳、营造庸市、丁匠工程、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牧亦勾覆之”。至各机关呈送帐目之程限，据《六典》六，“其在京给用，月一申之，在外，二千里内，季一申之，二千里外，两季一申之，五千里外，终岁一申之”。
陈寅恪论财政云：“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盖此二者皆系统渊源之范围也。”[10]此种论调，近于“出奇制胜”，乍观之，容易使人接受，细按之则不然，今请先观其立论之基据。
陈引《新书》五三，“……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因而申其说云：“史言其（仙客）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11]；夫既曰“不敢措手裁决”，（《旧书》一○三《仙客传》）从何而断其极力主持？而且此议发自彭果，“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自应先行推考，方能得其渊源，陈竟以“难以考知，故置不论”[12]两语跳过，且再进一步作大胆之决定云[13]：
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
谓主持一种政策者必先尝试行有效，证诸旧日政治家举动，多不如是，相反者则往往由理论而见诸实行，着一“疑”字，知彼亦不敢坚信和籴法之必创自西北矣。陈氏于是又引《隋书》二四《食货志》以证其出自西北之主张，其言云：
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于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14]。
余按《隋·志》又言，开皇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并未声明官办只限于西北。抑和籴法确不始于开元间之河西，请举七证以破之：
1.唐太仓粟窖砖：“贞观十四年（六四○）十二月廿四日，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纳和籴粟六千五百石。”陆耀遹跋云“和籴之米，始于后魏，《通鉴》梁武中大通六年（五三四），魏谋迁都，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注：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王应麟亦云，后魏定和籴之制”。（《金石续编》四）[15]。
2.唐太仓米窖砖：“贞观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大街西从北向南第一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纳和籴米四千四百石。第一头一千五百石，和籴官人，……第二头二千九百石，和籴官人……和籴副使……”（同上）
3.“天授初，……兼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曰：……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旧书》九三《娄师德传》）
4.“证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擅取和籴物。”（《会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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