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以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是为我国茶叶外销漠北之始。（《新书》一九六《陆羽传》）又建中二年常鲁使吐蕃，赞普以寿州、舒州、顾渚（今长兴）、蕲门（应即今之祁门）、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阳）各茶出示，（《国史补》下）又知此时茶饮已输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书·食货志》）唐至广德二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酿，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惟京畿免榷。贞元二年，并推行于京兆，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税收约百五十六万余缗，酿费居三分之一[23]。
4.青苗钱及地头钱 广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钱。又有地头钱[24]，每亩二十文，共约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旧书》一一永泰二年数）
5.借商钱 北齐武平时，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隋书·食货志》）此借商钱亦见于六朝者。肃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通典》一一）建中三年，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于是试行于京师，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计借商及括僦柜（即今之质库、当铺）[25]质钱共得二百万缗。（《通鉴》二二七）论者多责其苛扰，试问此种做法，比诸同年税钱每千增二百，盐每斗价增百钱，其苛扰之广狭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论者乃见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唐末见闻录》）又广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高骈奏盗贼蜂起，皆出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通鉴》二五三）
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26]。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见前节），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27]，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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