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不记者非重文轻武之谓，原夫初唐武将，均可出任都督、刺史，安史乱后，方镇武士之领此职者更多，终李唐一朝，宰相常可临戎（见前五节），通三公、三师七十一人，起自军功者二十一，实际上并无文武之殊途，其泾渭显分者只下级之折冲等而已。
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判”字唯中唐偶一用，通常作“判处”解，又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员外置”及“员外同正”亦然），用法与初唐不同。别有“版授”者则以荣宠老人之类，并未入仕。
盛唐时士人喜作清望官（参《旧书》四二），尤以丞、郎为贵，（《国史补》）外官职虽较高，亦目为贬降，可能是受都市繁华之影响。
唐人诗文对官制称呼，往往应用别号，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175]。（《国史补》）其余如左貂、右貂即左右散骑常侍，夕拜即给事中，大谏即谏议大夫，右史即起居舍人，小天、小仪、小秋即吏部、礼部、刑部员外郎，中谏或补衮即补阙，曲台即太常博士，侍御即殿中侍御史，若此之类，不可尽记。（《容斋四笔》十五）
内外官之数，难以统计，显庆二年刘祥道言：“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会要》七四）裴度言：“今天子设官一万八千。”[176]（《语林》三）所差当不远。入仕之途，除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外，有四门学生、流外（不入流内者）、品子（即门资之类）、封爵、勋官、斋郎、屯官等。
唐代官制书存于今者以《六典》为最古，然《六典》施用与否，说者不一。最早而曾与修书之韦述，以为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书录解题》引《集贤记注》），其次，元和初，吕温代郑（《四库提要》误“陈”）《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又言，“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故宋范祖禹谓“《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一六）但建中二年卢奏事，引用《六典》，（《会要》五五）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九，称《六典》“迄今行之”，于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以为“虽不悉行于世，而诸司遵用殆将过半，观《唐会要》请事者往往援据以为实，韦述以为书虽成而竟不行，过矣”。程大昌又引《会要》升谏议为三品，朝班以尚书省官为首，祠祭当涖以监察，均援用《六典》，何以遂言未尝颁用。（《雍录》一）《四库提要》七九始断言：“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近内藤乾吉撰文，大致采其说，陈寅恪再申其意云：“所可言者，《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观乐天诗所述阳城奏语，亦此问题例证之一也。”（《元白诗笺证》一八四页）是三说也，虽大致不误，仍有补充或修正之必要。
间尝谓《六典》内容，可画分为两部分：
（甲）排比当时施行之令式，后来未有改变，此类占绝大部分，与任何时之现行令式无异。
（乙）再可分为三小类：
1.成书前已改章而《六典》尚记旧制者。如《六典》三著十道，然景云二年曾析山南为东、西二道，开元廿一年又析为十五道。
2.成书后不久便改章而与《六典》相违者。如《六典》一首著“尚书左右丞相”，然天宝元年即复旧为“左右仆射”（此亦至德后未尝改修《六典》之的证）。
3.拟加修改而未经明诏施行者。如朝班次序以尚书省官为首，谏议大夫升三品等，故有待于贞元、会昌之奏请或令定（《略论稿》八二页未注意到此点）。
其中更有彼此不照之处，如开元廿五年已敕鸿胪寺属之崇玄署改隶宗正，而祠部条仍称道士等簿籍一本送鸿胪，又如国子监之文成，开元廿年已由廿人减为十人，而考功下仍称二十员[177]，故郑请先删定而后施行，吾人更由此晓然于韦述所谓“不行用”，系指“《六典》整体”而言，无容惶惑。近人或解韦、吕所用“行”字为通行之“行”（即其书本少见），非遵行之“行”，观上证，已足破其谬。刘肃“行之”之义，又概指《六典》内排比之令式，读者不应咬文嚼字也。抑任土作贡是自古征课之原则，姑无论此一条是否开元前旧令，阳城究不妨援引以支持及证明自己之抗争为有理，初非如陈说未颁行者“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任何人苟有陈请，无不望付诸实行，唯其如此，故尝征引旧文，以示其可行及非由我创，卢等之引《六典》，犹斯意也。
复次，《中国田制史》言，《通典》记开元廿五年所颁均田制度甚详备，然其时均田已坏，意系重申旧制以图恢复大体，决非新创云云（一七六页），已能揭出其可疑之点，惜仍未知《通典》系钞自《六典》，《六典》在辑录旧制的地方，充其量只能说是再度申明旧制之依然有效，《通典》等书误用“开元二十五年令”字样，一般人未之细考，遂以为此一年有过许多明令更革，而不知其恰与事实背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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