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尔大贝言，自Sanb（占婆）至alWakin即中国第一个港口，无论水程、陆程，均为一百法尔桑（farsang，一百法尔桑约当于一千三百里），其地有极佳之华产铁、磁及米，一大埠也。此alWakin之名，经余还原为“比景”（al系大食语介词）[216]；比景县设自西汉，《水经注》引《林邑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县浦，今之封界”（林邑即后来之占婆），隋刘方征林邑，引舟师趣比景（见《隋史》一二节），《南海寄归内法传》一：“驩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若乘船才五六潮即匕景，南至占婆，即是临邑”（《旧书》四一讹“北景”，云“北字或单作匕”），《求法高僧传》记趁船亦三著匕景（引见下文）。其地应在今富春（即顺化）稍东南，位于灵江之口，外舶北来，先抵此处，故列为第一个口岸。贞元八年岭南节度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宣公集》一八）或即畏广州苛征而移往比景。吾人从奏疏看，知唐代外洋进口货如属珍贵希奇之品，必先进奉若干，并由官中收市若干，宋之博买，完全承用唐制。
（二）考尔大贝又言，由alWakin至Khanfu水程四日，或陆程廿日，地产果实、菜疏、小麦、大麦、米及蔗。考唐时都督府所在地常称曰某府（如荆府、益府、扬府等），广州为中都督府，故《南诏德化碑》称“广府节度何履光”，今犹盛产果实，若杭州则非府，且非著名产蔗地，Khanfu为“广府”音译，毫无可疑。更从他方面征之，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长安为摩诃支那；（《续高僧传》二《般剌蜜谛传》）可见广府为中古时外人最注目之地，远非杭州可比，考尔大贝不应漏记。
（三）考尔大贝又言，由Khanfu八日可达Janfu，其出产相同。按末一名荷人译本作Janju，应即泉州之音译，故与广州物产相同。唐时泉州通商，史无明据，惟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诏：“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七五）泉州在福建开埠较早[217]，可以大食地理书为证[218]。
（四）考尔大贝又言，自Janju至Kantu，计程廿日（或作六日，当误）。Kantu之不同解释，约有九个，从对音及地位观之，应以桑原隲藏江都说为定案。隋炀幸江都，其名屡著于史，故通俗以江都为称。
乙、陆路商务
大食未兴之前，我国对外贸易，以陆路为最大宗，且几全操于伊兰族之手，晚至清朝，仍占极大势力。安集延（Andijan）人：“率居权子母积，载货行贾，冒雪霜，犯危险，经年累岁，不获利不归，内地皆呼之为安集延回。”（《西域闻见录》）据我考证，安集延为西汉之大宛，婼羌西有小宛，即其商业殖民地。（可与下文康艳典比观）“宛”为音译，“大”、“小”则汉人所加之区别也。自是之后，中亚胡人东来贸迁者往往假贡献为名[219]，（见《隋史》附录一；又《三国志·仓慈传》：“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过所犹近世之护照或通行证）有时更留居内地（如宇文泰遣酒泉胡使突厥，见《隋史》四节），因之，阳关外之交通，亦常赖以维持。中和三年（八八三）写本《沙州图经》（斯坦因本）云：“石城镇……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又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与交通、徙民是互相联系之事。
丙、南海商务
东北起幽、营，西南尽安南都护，皆外滨重洋，海舶所出入，依于地理环境，故中古海上贸易，南方特盛。
南洋贸易有明确记载者始于汉武，《汉书·地理志》云：
番禺者一都会也。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印度俗语‘Prakrit’：verulya，梵文vaidurya，犹云“青色宝”）、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住。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志文之黄支，为Kancˇi，即今印度半岛之Conjeeveram[220]，“已程不”余拟为Chingleput[221]，中、印间海洋交通，于是渐辟。
三国鼎立，吴偏处南方，促成其向海洋发展之势，因而三世纪中有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泰著《吴时外国传》云：“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太平御览》七七一）同时，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阁，载六七百人、物万觔。”[222]又云：“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223]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御览》七七一）此必南人目击进口外舶之形状。《广州记》[224]称，“广州市司用银米”，又见岭南经济已进一步受通商之影响。东晋末（五世纪初）法显由印度赴师子国（师子系Simhala之义译，即今锡兰），在其寺内见有晋制白绢扇，自此乘商人大船，船上载二百余人，约行九十日抵耶婆提（Yavadvipa）。再转乘他船，亦载二百许人，趣广州（约五十日程），中途遇暴风，约经九十日，飘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今青岛附近），盖其时航术粗疏，船入大海，“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故海洋交通之发展，非常迟缓。南海舶来之品，旧时州郡率以半价就市，外商不胜侵刻，每年舶至不过三数，梁武时萧励为广州刺史，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参《梁书》三三《王僧孺传》及《南史》五一《萧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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