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子家 唐代几无较为完整之哲学著述，柳诒徵云：“吾国思想高尚之人，遂多入于彼（佛）教，披六朝隋唐历史，凡墨守儒教者殆无大思想家，以此也。”[37]
4.算学 王孝通《缉古算经》成于武德九年，李淳风为之注，乃后世立天元术所自本。
5.医学 上古喜用毒药以治病，与印、伊之用苏摩相同（见前廿三节二一六页注①），《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鹖冠子》“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刮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又《吕览·说山训》“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皆其义也。自斯之后，世有述作，梁陶弘景始合《神农本经》及《名医别录》而注解之。显庆四年，苏敬[38]苏氏实名敬，可以《宝刻丛编》三及九证之。等撰《新修本草》，外附药图及图经，同时，甄立言[39]有《本草药性》，孙思邈（卒永淳年）有《千金方》及《千金翼方》，武后时，孟诜（卒开元初）有《食疗本草》，开元中陈藏器著《本草拾遗》，天宝十一载，王焘著《外台秘要》，皆著名之作品。
《本草拾遗》著“豌豆疮”之名，或云南齐时（四九五）自西域传入，天宝七载进方中有以兔皮疗豌豆疮方，说者谓即今之天花[40]。
唐制，太医署医博士以医术教授诸生，分而为业：一体疗，二疮肿，三少小，四耳目口齿，五角法。针博士教针生以九针为补泻之法（针名有九，应病用之）。按摩博士教按摩生以导引之法，损伤折跌者正之。贞观五年，诸州治设医学。开元十一年，以远州医术全无，民病毫无恃赖，令各州置医学博士一员，同年又颁示《广济方》。廿七年敕十万户已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已下置十二人，各于当界巡疗。天宝五载，令郡县长官选《广济方》之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
自长安年起，置悲田坊收容贫病，设使专知。开元廿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会昌五年毁佛，以悲田名称出于释教，改为养病坊，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酌留七至十顷。（《会要》四九）
太、高二宗尝饵婆罗门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梦得集》七）此则印度医术输入之可征者。
6.小说 《汉·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道也。”附著《伊尹说》等十五家，体裁如何，均不得而详。若有意创作之小说，则晚至唐代，始逐渐扩展，日人盐谷温仲将唐人小说分作四类：（1）别传，如《海山记》、《迷楼记》、《李卫公别传》等，记史外之逸文。（2）剑侠，如《虬髯客传》、《红线传》、《刘无双传》等，记武侠之故事。（3）艳情，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会真记》等，记恋爱之经过。（4）神怪，如《柳毅传》、《杜子春传》、《南柯记》等，记神怪之奇谈[41]。刘开荣云：“十有八之传奇小说也必加入一段议论，写在故事的后面，作为结束。这种小说体裁在世界小说里也很希有。”[42]按唐人小说实脱胎于史之列传，故依然袭用传、赞、论之体裁，《聊斋志异》作者所由以异史氏自命也。
传奇之名，昉自晚唐裴铏（高骈从事）之《传奇》，宋人乃应用于诸宫调弹词，元人用于杂剧，明人用于戏曲之长者，其名凡数变矣。
7.集注 为后世文人所宗者有李善《文选注》及五臣（指吕延济、刘承祖男良、张铣、吕向及李周翰）合善之注则统为六臣注。
附论藏书
隋世承北周之旧，卷止万余。开皇三年，搜访异本，每卷给绢一匹，召工书之士书之，写定即归故主，增至三万余卷[43]。唐初考定见存，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有八万九千余卷[44]。（《隋书》三二）开元初命官整比，都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外释、道二家九千五百余卷[45]（《旧书》四六）。两京各一本，分藏四库，皆有识别；经库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同上四七）禄山之乱，亡散殆尽。此后屡诏搜罗，增至七万余卷，僖宗朝一再散失，及迁都洛阳，所存已不足一万矣。（同上四六）
敦煌石室，唐宋间一大书库也，约前清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五月，住持道士王圆箓偶然发见秘窟，书渐流出。卅三年（一九〇七），匈牙利人斯坦因用可五百卢比，串同王盗去古写本廿四箱，古画等五箱，写本有题识者上起西凉建初二年（四〇六），下讫北宋至道元年（九九五）。越岁七月，法人伯希和又盗去所余善本六千余卷，总计被英、法盗去者在万卷已上。同时帝俄柯司洛夫大佐亦取去文物少许。清廷知其事，乃责成地方官保守，宣统二年（一九一○），始将八千六百余卷运往北京，沿途及到京后，李盛铎辈又继续盗窃。当起运之前，王私自隐藏者数仍不少，故宣统三年日人橘瑞超购去写本三百余卷，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斯坦因第三次旅行新疆，又用银五百两盗去写经五百七十卷[46]，斯真我国文化之浩劫也。
第六十三节 历法、天文
《尚书·甘誓》“怠弃三正”，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按建子、建丑，通常属之周、商，夏以前实无可考，有之亦后人臆说耳，《夏书》更何从说到后来商、周之事？然而“三正”，一辞，历家遂往往依马立解，陈梦家云：“《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此夏商周者乃指三正，不能视为三代不同之历。”[47]按刘朝阳《初周历法考》谓正朔与历法似无多大关系，陈说与之相同，无非因秦改建亥，因推为古亦如是。此解是否正确，殊觉可疑。窃本私意论之，夏、商、周为三个不同之民族，各奉其本族所行之历法，因而岁首（即建正）之月不复相同；即是说，周族在商代时，已自行其周历，及继主中国，在别族比周族优势的地方（如狄之在晋），却仍通行夏历[48]。狄是突厥族之一支[49]，突厥族以草青为改岁，（《北周书·突厥传》）在我国内地，大致适与建寅相当，其法虽不如历算之密合，然究无甚纰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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