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北海南 即苏武被徙之北海，当于今贝加尔湖。都波，《旧唐书·本纪》作都播，《摩尼圣歌》著录Tupa字，麦勒氏谓即此名之原音，乃叶尼塞（Yenisei）流域南部人民之总称。
以上七个区域，由甲至己，大致系循由东而西之顺序，最末则带及蒙古北边之西伯利亚，观此，亦约知突厥帝国最盛时势力之所及。
第十五节 印刷术发明
商人卜辞，刻于龟甲、兽骨，入周则为漆文竹简（晋武帝时，汲县人发魏王墓，得竹书），亦或用皮革（《史记》四七《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缣帛（《论语》称“子张书诸绅”，《晏子春秋》七“著之于帛”，《墨子·明鬼》“故书之竹帛”。又近年长沙出土绢质书约八九百字，字形甚小，已被美帝盗去），汉、魏公文书率是木简（近年居延以西至新疆东部，发见不少），至东汉和帝元兴时（一〇五），中常侍蔡伦始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以造纸，此为印刷术发明之先行条件。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一二，载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明陆深《河汾燕闲录》引为印书之始，近张秀民解作“实际上雕的是佛像，撰集的是佛经，……恐怕不会是佛经雕板”，按一般之像用塑，雕像并不普遍，此涉于文字解释问题。斯坦因第三次（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在我新疆盗去之古物，有吐峪沟印品残片一纸，刊“……官私，延昌卅四甲寅（五九四）……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字，法人马伯乐（H.Maspero）鉴定为现存最古之印刷品。高昌此一类文化，必从内地输去，人所皆知，尤巧者延昌卅四恰为开皇十三之后一年，因此，张氏在同一文内亦只得承认“雕板发明的时间追溯到六世纪末，也就是隋唐之际”。
其次，与印刷术发明相表里者尚有：（一）拓本，今存最古之石经拓本约为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年物，又韦应物《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总是开、天以前事。（二）印象，义净《南海携归内法传》三十一章：“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则是武后以前事。吾人讨论时不可不加以相当的注意。
中唐以后，记录印书或印本传于今者愈多，今依年序次列之：
长庆四年（八二四）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元氏长庆集》五）是印书已在市上出售。
大和九年（八三五）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引《旧唐书》一七下）
大中间（八四七—八五九）纥干在江右雕印《刘弘传》数千本，寄长安等处，说明同一书本之大量印刷。
咸通六年（八六五）日僧宗睿带回《目录》有西川印子《唐韵》及《玉篇》各一部（印子即印本）。
“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之《金刚经》，用纸七张掇成卷子本，第一张画佛故事图，此为现存最吉兼有插画之刊本，藏伦敦博物院。
约咸通末至乾符间（八七三—八七九），司空图《一鸣集》九有《为东都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文，注称“印本共八百纸”。
乾符四年（八七七）历书及中和二年（八八二）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残本，又《唐语林》七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
柳玭随僖宗入蜀，其《训序》言，在成都城东南，见“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及“字书小学”，皆是印板书，说明印刷品之“色类绝多”。
再就分布言之，则广及于苏、浙、赣与洛阳、成都。综此以观，旧说举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九三二）冯道等请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宋孔平仲《杂说》）为印书之始，确属失考，明胡应麟云：“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少室山房笔丛》四）尚较得其实。
隋代发明之应连类记及者，《隋书》七八称，卢太翼“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术苟可传，则训盲学校，不必待近世而始著矣。
第十六节 西 乐 输 入
向达引《毛诗传》：“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侏离，北夷之乐曰禁。”证外乐传入中国，其来已久，斥旧说魏、晋后雅乐始杂胡声为不信，更进论张骞传入之《摩诃》、《兜勒》二曲，摩诃应maha之对音。徐嘉瑞云：“据《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注，启所作乐也。……《大荒西经》，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是《九歌》非南方乐歌而为西方乐歌。流沙之西，赤水之南，正夏民族文化发源之地。……西方文化，自古代已影响南方，故屈原《离骚》、《天问》多用西方之神话与山川也”。按我国上古之乐，西方学者曾认其含有西方色彩，盖周族东来，并挟其原有之乐器，洎东周扰乱，乐师奔散，（见《论语》）制器失传，至于中古，乃有待于再度输入。质言之，此一问题之重点，在乎是否我华族之原有或原无，不在乎中西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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