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外学人取我国之单语复辞以与西方比定者无下数十，事虽零碎而牵涉之方面则极为广泛，综合推理，明非偶然之巧合，应具内在之原因。当讨论汉语源流时候，如不将此疑障澄清，结果仍是片面之理论。许慎《说文》往日奉为不刊经典者，今已知其于古籀文字，多所隔阂。甲骨继青铜大出，小学家又急于联系商、周，顾最普见及最重要之干支廿二文，东周之后，已易其二（子、巳），又西周至东周前叶通用之金属暨历法名辞，到战国时实际上不复行用[134]，鉴于此种已知之剧烈转变，未知者相信还有许多，则处理商、周文字直接连贯问题，吾人不能不相当慎重。
再从历史观之，戎狄当春秋、战国，分布既如此之多且广（见四八节），当地语言成分，应受相当之影响。更就考古观之，彩陶、青铜皆与西北相密切，如果寻源溯脉，总会牵连到民族以至语言的种种问题。括而言之，吾人只有紧记着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135]方能将其中一切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
说到语与文之关系，高名凯氏云：“文言当然不是白话，因为他是古代写的语言，但是他却是古代的白话文。换言之，所谓文言，是古代人依照当时的说话而写下来的语言。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都不能完全一致。”[136]其说固大致不错，却要加以适当之补充。我国文言文之成为固定形式，似为期甚早，除开甲文、金文不计，从严格而说，《尚书》中亦只有少数篇幅可合于“文言即当日白话”之条件，其他更非所论。（《毛诗》是音声整齐的韵文，非纯粹自然的白话）申言之，自战国以降之“文言”，与当时俗语相去已远，此则高氏说之须附加时限者。
斯大林同志又指出语言的发展，“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137]因此之故，吾人如能搜集方言辞汇，定可以发见古代方言遗留在某种语言之痕迹参《燕京学报》三五期一二页贺登嵩撰文。；例如《新妇文》“索得箇屈期丑物入来，与我作底”，“已后与儿索妇，大须稳审”，又诗“用钱索新妇”，（均《敦煌掇琐》二）“索”犹云“娶”山西亦有此方言，见《山西通志》。，今吾乡间之通言也。又唐人诗“强相迎接事”，（同上）（转呼如“尖”）正广州之俗言也。抑孰为文，孰为俗，不特有时间性，且兼空间性，饮于今通语为“喝”，食为“吃”，广州系则“饮”“食”犹为俗言，“怒”之一辞，北方已少独用，广州系不然（只由nou转为nrau），“是”在北方今犹通俗而在广州已成文言，是知旧语言消灭之期，往往视环境不同而迥异。更有得为文亦得为俗者如广州系“舟”是文言，“船”是俗言，但连合而说“龙舟”，则与“龙船”同是俗言，此则随其结构之式而变易。
唐人包含俗语之著作，存者甚少[138]，然文言中仍有一点一滴，足资探索，下文只摘要列举，并非系统性之编集，姑作为《唐史》附录之一节来看可也。
“子”假使蚊子脚（后凉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作龟兹国子（《北齐书》五○） 此宅子甚好（《语林》三引陆元方） 云母障子（王维诗） 烽子（《沙州文录补》） 甘子（《禄山事迹》中） 茶托子 风炉子或烽炉子 （均《资暇集》下） 手帕子（《鉴诫录》一） 渡子（同上五）“子”字之用，最少可上溯六朝，高氏以为细小格的语尾，我觉得大可商量。蚊子固然细小，师子（此名亦晋朝已见）却不为不大，我曾以“子”比漠北语之“支”[139]，本是职务名辞，在汉语乃推用于物类，“龟兹国子”犹言龟兹国人，初无细小之意味。
“头” 心头 舌头 话头。（均语录）
“里” 扬州市里商人女（刘禹锡诗） 口里。（语录）
“边” 大作家在那边（《语林》五引王维） 这边（语录） 边字亦可单用，犹云“处”也，如《大历十七年借券》，“于护国寺僧虔英边使粟壹拾柒×”（《沙州文录补》），今广州语之“边处”犹云“何处”？则用“边”作询问词。
“老” 老奴（《旧》一八四《李辅国传》） 老僧 老兄。（均语录）
“阿” 此语六朝已常见，如阿翁、阿堵，（《世说》）《资暇集》下，“阿，助词也”。阿兄（《隋唐嘉话》，李呼单雄信）更阿谁是，（《语林》三引娄师德）又开元《宫人》诗“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亥宗在宫自称阿瞒，亦作“鸦”，如虫娘是鸦女（《语林》四）阿浩（《禄山事迹》中，禄山呼田乾真小字） 因何杀阿爷（《事迹》下）报汝阿郎。（《语林》四引元和初田良逸）
“底”甲 不错底事 汝底 丑陋底人（均语录）即今之“的”字。但“底”之一词，更有别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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