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注释
1.《隋·食货志》，每年正月，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输籍定样定户上下，同时，隋文帝又令州县大索貌阅，《中国田制史》（二二○页）以为团貌之义，即本于此。
2.《新书 》五二言 ，乾元末“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 ，口三 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十七史商榷 》七二取与天宝元年及十三载互 行比较 ，两均不合 ，因云 ，“既非元年 ，又非十三载 ，不知其所据者为何年之籍 矣 ”。按《新·志 》此节实钞自《通典 》卷七 ，《通典 》系与天宝十四载数目相较如由八 、九一四 、七 ○九减去一 、九三三 、一二四（尾数依《新·志 》，见三二八 页注 ⑤），实损户六 、九八一 、五八五 ，《通典 》七作损户五 、九八二 、五八四盖误少算一百万也 。
3.如由天宝十四年之五二 、九一九 、三 ○九减去一六 、九九 ○、三八六 ，应 损口三五 、九二八 、九二三 ，《通典 》七作损口三五 、九三八 、七三三 ，则万位百 位十位之数均不合 ；《新·志 》作损口三五 、九二八 、七二三 ，只百位之数不合， 可见今本《通典 》错字颇多 。
4.同前引书一八八页 。佐野亦以为乾元激减 ，不是都死于战乱 ，而是“从政 府支配的户籍范围脱漏 ”。（同前引书二二八页 ）并参《禹贡 》二卷十期杨效增文 。
5. 《李相国论事集 》五 ，“今中夏河南北申 、蔡有五十余州 ，法令所不及 ”， 约元和七年事 ，其数又与吉甫所言异 。
6. 前文吉甫所言 ，系指河东节度使所辖 ，此之河东 ，系指河东全道 ，范围不同。
7.陈氏《述论稿》未深究《元和国计簿》之内容，故有“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之语。（二○页）
8.《安禄山事迹》下，“日以勾录征剥搜捕为事”，即句剥之义。
9.《新唐书》五二引此项数目，错误甚大，《通鉴》所引，又是偏而非全，致读者或走入歧途，可参看《历史教学》二卷五期一○—一一页拙著。
10.《略论稿》一四一页。
11.《略论稿》一四八—一五○页。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一五一页。
15.关于唐代和籴，可参《会要》九○及《金石续编》四。
16.陈寅恪云：“《通鉴》作安远门，甚是。盖肃宗恶安禄山，故改安为开。郑綮之书，叙玄宗时事，自不应从后所改名也，于此足征《通鉴》之精密。”（《元白诗笺证》二一七页）虽未举出证据，然稍不经意，便受眩惑。按开远门之名，首见《隋书·食货志》，《六典》七“西面三门：中曰金光，北曰开远，南曰延平”，此后《旧书》二○○下，《新书》二一六下，《通鉴》二五六及《通鉴》二五四之胡注，均作开远，惟《通鉴》二一六作安远，胡注云：“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隋之开远门也。”似系因《通鉴》讹“安”，故揣测言之。然亦只谓由开远改安远，陈氏乃断为由安远改开远，又与胡注不合。复考《长安志》六，唐之西内有永安门（？）、安礼门、安仁门及大安宫，又志七皇城有安上门、安福门，外郭有安化门，京师有长安县，都未之改，何为独改“安远”门也？明是字讹失检，却不惜以意逆臆，且更诩为精密，实属是非颠倒。又《新书》二一六下“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里数比《杂录》减二千。
17.《略论稿》一五三页。
第四十一章
18.《通典》一○：“开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遗刘彤论上盐铁表曰，……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旧书》一八五下《姜师度传》：“（开元）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再迁同州刺史，……寻迁将作大匠，……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又《会要》八八：“开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旧书》四八《食货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书所记年月，各有不同。首就《会要》论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后，如果叙十二月于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应云“先是十一月”，不应云“其年十一月”。再就《旧·传》言之，考《旧书》八，开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罢中都，依旧为蒲州”，《通典》一七九：“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诏停。”又《通鉴》二一二，置中都月日与《旧书》八同，惟罢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参之，诏置中都应在九年正月（其余《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旧书》三九及《新书》三九作“八年”，《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与《通典》一○、《会要》八八之“元年”，均错误无疑），罢中都应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称“至六月诏停”；《旧书》八误推迟一月，故书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韩覃《谏作中都疏》有云：“《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诫，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似彼称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计后未必立即动工，以事理推之，盖诏置在正月，动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细考；况从严义而言，五月非孟夏也。语归正传，师度之拜河中尹，殆与诏置中都同时，《会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应“九年二月”之衍误。惟刘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会要》），却无法断定。至《旧书》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则下文之“明年”字不复适合，因《会要》同卷又称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师度不须巡检盐地，彤之表必非上于十年冬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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