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表内之时代、作家及名称，参椐《新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书录解题》。
179.祖禹虽佐司马修《唐纪》，然观其批评宣宗，与《通鉴》迥异，可反映出《通鉴》之誉宣宗，直司马光个人之成见。
第五十节
1.《佛祖统纪》三九引宋理宗时良渚云：“诸以《二宗经》……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史者谓……《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向达云：“《开元括地变文》则当是唐代俗讲话本之支与流裔。”（《燕京学报》一六期《俗讲考》）但对于“开元括地”之意义，未有发明。尝考开元十二年听宇文融之计，遣判官多人分往各道，检责田，于是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会要》八五）当封建时代遇此非常机会，吏豪必因缘为奸，横加欺剥，民怨之腾沸，在意想中，《开元括地变文》谅系对此作不平之鸣，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故易代而犹遭禁绝也。括地之义，与括田无殊，惜未得其片词以与拙见相佐证。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歉，京兆尹李实奏不旱，由是租税不免，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舍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以为诽谤，德宗遽令杖杀。（《旧书》一三五）
2.语见《郎潜记闻》五。
3.同一年内有两个以上不同之价格，则取其较高者。
4.清吴廷琛《丰年谣》：“米足无如不值钱，半年艰苦更谁言，却忆凶年乏食犹得蒙哀怜。”（《粟香五笔》五）正谷贱伤农之绝好注脚。
5.何光远《鉴诫录》八同，惟《摭言》误为聂夷中诗，夷中咸通十二年进士。
6.字书无“”字。三千万即三万贯，数目过巨，“千”当“十”讹，三十万即三百贯，已万万非农民所能负荷矣。
7.甫《通鉴考异》二二引《平剡录》作裘甫，《东观奏记》下作仇甫。
8.《通鉴》二五○下文有“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胡注云：“唐无建忠军，按此时发忠武军从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按王丹岑《农民革命史话》称：“……与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又“是忠武、建忠、义成、淮南、宣歙、浙西六镇的大兵”（一九二—一九三页），只看节本之《纪事本末》，连《通鉴注》都不暇看，凭空造出一个“建忠镇”，可谓疏忽之至。
9.《通鉴》二五一叙戍卒事，原作“初南诏陷安南”，胡注云，“见上卷四年”；《革命史话》竟作“起于公元八六〇年（李咸通元年）南诏的入寇邕州”（一九五页），以四年为元年，一误也，以安南为邕州，二误也。而且《史话》下文亦称“他们在桂州戍守了六年”（一九六页），试问由元年至九年何止六年？
10.《革命史话》误为“徐彦曾”。（一九六—一九七页）
11.《史话》云：“于是就激起八百戍卒的愤怒。”又“八百壮士完成了数千里的长征。”（一九六—一九七页）按八百只初戍时数目，经过六年，由于死亡、逃走等原因，当然数目减少，故《通鉴》于北还时并未明著八百。《旧书》一九上称，“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许佶、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事当近信，兹从之。
12.《史话》于“监军”下注云：“指高品、张敬思，”（一九六页）似以“高品”为人姓名，殊易误会。胡注云：“《新书·百官志》，内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如《通鉴》下文“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又《旧·纪》一九上，“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领宣赐。”皆是宦官衔称。
13.《通鉴》作“山南东道”，《方镇表》五以为荆南之误，是也；徐军北还，荆州应首当其冲。
14.《通鉴》二五一叙承训退屯于先，可师覆军在后，殊背于事理；《史话》于可师败后，始言承训退屯，（二〇〇页）正与拙见相同。
15.《史话》称唐军“攻克昭义、钟离、定远各县，进兵围攻濠州，切断了濠州与徐州的联络。起义军的南北两个重心——徐州与濠州变成了彼此隔绝的孤城”。（二〇五—二〇六页）按昭义是招义之误，《通鉴》云：“贼入（濠州）固守，（马）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淮，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则徐、濠交通并未切断，王氏直未读清《通鉴纪事本末》也。
五十一节
16.《史话》二〇六页误郑鉴；乾符四年诏，“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即其人也。
17.同上误作蘄。
18.《史话》误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一页）。
19.此名由法人Klaproth证定。
20.《旧·传》作乾符中，其下接叙乾符三年，《新·传》作“乾符二年”，《旧·纪》作二年五月，《新·纪》作二年六月。《通鉴考异》二三云：“《实录》，二年五月，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檄末称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于（元年）岁末。”首应辨明者，《考异》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无以“元年”为“一年”之习惯，则今本《考异》二三之“一年”，显为传抄之误。何况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鉴》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时，实际仍称“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于十个月以前预知改元。故今以传檄之日为起义之日。攻取濮州则依旧、新《纪》，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话》以起义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页）最近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简称韩考）据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书，有“勿令无路营生，聚为草贼”之语，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贼”为通名，非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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