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此据《新·纪》。至《新·传》所云，“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滞福建境内，于义亦通；倘认为三月始入闽，则后来转战两广，时间殊感不敷分配。
59.《通鉴》，六年正月下称：“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此一节事实所以安排于此，《通鉴考异》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诲《妖乱志》曰：初黄巢将蹂践淮甸，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勃海。按《旧·师铎传》，骈败巢于浙西，皆师铎之效，故置于此”。“故置于此”犹云“姑置于此”，即不知其的确年月而暂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变通方法。不过《通鉴》此一安排，殊有可议之处；骈败巢于浙西及浙东，当然在巢入闽之前（见上页注①引《师铎传》；《旧·纪》亦云，“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璘、梁绩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师铎降唐更应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节断应于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夹叙之，方能首尾联贯。今叙在六年正月，且继以“遂趣广南”，则事实与文义两不接榫，故周连宽以为“《通鉴》叙事，有时亦不可尽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鉴》排比之意，遂臆测为师铎留守浙东，肯定师铎之降为六年正月，更进一步臆测巢为避免骈主力攻击而转入广南。（均二一九页）其实当日浙西兵力，鞭长不及马腹，并未能威胁闽中，骈亦并无南征举动；巢趣广州，自为其物资丰富，远胜闽南耳。若《妖乱志》记师铎降事之未确，除《考异》所举外，《旧·高骈传》尚有一反证，传云：“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大将毕师铎曰：……”是巢攻天长时，师铎已为骈之大将，《妖乱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应在广明元年，见下三八四页注⑤。秦彦，《旧书》一八二有传，传内附见许勍。彦授和州刺史，勍授滁州刺史，见《桂苑笔耕集》三，又勍改庐州刺史，见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举六条，已踰四载”。则勍任滁州刺史，已过四年，《新·纪》乃于中和三年书，“十月，全椒贼许勍陷滁州”，其为错误无疑。
邓广铭《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云：“起义军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间从赣州经由大庾岭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广州。”（一九五二、一〇、二七《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九〇期）此殆从《旧·高骈传》“南趋岭表”（见上页注①）及《通鉴》之“遂趣广南”意想得之，然此两句均属括叙的性质。《旧·纪》虽有过“北逾大庾岭”一语（见下三八一页注②），但说归时之路，非说去时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则各书全未提及。抑巢经浙入闽，各史料叙述灼然，无论空间、时间，均与由赣入粤两不相容也。
60.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以六年说为不可信。（《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〇《崔沆传》及《通鉴》。（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又如入广在五年，则巢留岭南应一年以上，史文更无可征信。或前或后均移动不得，故入广非在六年不可），黄巢下广州及郑、卢罢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谓已成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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